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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点漏出来的声音还是被他听见了，他翻过来上半身压在我身上，胳膊圈在了我的腰上，“起床吧，该起了。”

我并不是所有时候都勤勉，也想来一会儿床，便不再动弹。

“就一天早上不行么？”

他在我腰上摸了一把，还是艰难的睁开了眼从床上爬起来披上衬衣。

“不行。”

我对他超乎寻常的毅力无话可说了。

我继续盖上被子睡了一会儿，等我再起床的时候他已经从跑步机上下来，浴室里哗哗啦啦。

今天他有正事要做，作为固定捐助人出席奖学金的颁布典礼，于是他才过来一趟，本来这个时间我也应该待在实验室里。

“上午要干什么”早餐桌上他问我。

“去实验室里盯一会儿研究生。”凯尔斯是个懒人，手下的几个博士都是他的劳工。

“下午呢？”

“去芝加哥剧院看歌剧吧，经典场《卡门》。”他点点头，虽然他永远也不能理解和欣赏那些唱法和咏叹。

我驱车送他到接待处，把他交给几个热情洋溢的美少女手里，用粤语和他说结束之后给我打电话，我再过来接他，现在我得去实验室。他表示知道了，我坐回车里和他一点头之后驱车离开。

我并没有走远，只是把车熄火停在东亚图书馆前面的路上。

大概是七八年前，也是这么一个颁布奖学金的早上，前一天晚上我在实验室里盯了一晚上，精疲力尽从实验室里出来，浑浑噩噩走在路上去便利店买三明治，就是在这个地方，被迎面走来的招待处的义工撞了一个趔趄，我晕的厉害，一时半会儿没能起来，等我挣扎着爬起来，却猝不及防的听到了袁纵的声音，我浑身都僵硬了。

那时候他还带着随行翻译，他低声问，“真的没有一个叫楚白的学生么”

对方略显歉意的表示，确实仔细查找过学籍，没有一个叫楚白的本科生或者硕士生

然后，他与我隔着一层人流，擦肩而过。

直到某一天我偶然从医学部大楼实验室前走过，赫然发现有一间实验室门口的铭牌上标着WhiteChu捐助人是袁纵英文名字的缩写。一瞬间我全身的血液倒流冲入头顶，双脚被死死钉在了原地。强迫也好，囚禁也罢，在那一瞬间全都被疾风吹过，荡然无存，只有一点清晰刻骨的讽刺，有人还在乎我。

出生时即被生母抛弃，幼年时代战战兢兢讨好养父母的经历依旧历历在目，我一直以为永远不会有人毫无理由的在意我，而有一个人却以这种扭曲变态的姿势把我不由分说的桎梏。

就像一粒邪恶的种子，在我心中悄悄生了根，后来事情一发不可收拾，及至于此，也是前因既定。

枉顾道德与人伦，我只是悲哀的苟活着。

我的手机传来震动，是袁纵告诉我他已经在那里坐好了，对肩负拯救世界的未来科学家们的赞美他听着有点想睡，还要我有空把昨天那一套正装送去干洗，来这一趟时间很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