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时,江山初定,人才匮乏,大批的官职空悬而没有héshì的官员。所以在当时,国子监生还是比较值钱的,往往出监后,给予出身,经过六部历事,很快就能出职任官,担任的职位一般也挺重要。这么一来,一群想当官的读书人,自然是趋之若骛。
当时国子监管理制度也挺严格。比如由监丞负责的绳愆厅,类似严鸿前世所知的教务处,但是其权限又远大于教务处。监丞有权对学生施以从竹蓖殴打直到充军发配的刑罚,最悲剧的监生,甚至会连nǎodài都混丢掉。
不过即使如此,人们仍然纷纷争抢着进入国子监。因为这jiùshì一条进入官场的快速通道,为了当官,挨几下屁股算什么!当时的国子监也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大明第一学府,甚至连当时的外国人,都有不少人在国子监就学。
可是到了如今,国子监可就远没有当年的威风了。主要原因,是当下科举制度兴盛。相对来说,科举制度的入门门槛低,全国读书人都可以参加;而考核又相对公平,大家的卷子一起封了姓名等待筛选。这种统一化的人才选拔方式,不管八股本身如何被后世诟病,至少算是为封建社会的人才跨阶层流动提供了一条相对合理的道路。
因此,随着科举的不断发展,大批官员都是由科举产生。所谓非进士不得选翰林,非翰林不得入内阁这样的潜规则,也开始盛行起来。国子监的监生,一般来说也要参加科举才能得官。当然,也有的监生靠着特殊背景,得到直接授官。比如严鸿的便宜老爹严世蕃jiùshì这种。但终究来说,是凤毛麟角,少的可怜。
此消彼长之下,这国子监生的身份也渐渐便被人的看的轻了。当然,能进国子监本身也还是身份的象征,但这顶多算个锦上添花的加分项。真正能在朝廷上谋得多大的位置,归根结底还是看科举成绩。
等到后来朝廷需要钱粮时,又开了例监。只要输捐报效,献钱献粮献马,都可能得一个国子监生的身份。这样一来,国子监生的身份也就越发的浮滥。随着越来越值“钱”,也就也来越不“值钱”了。大批家中有钱的纨绔子弟,靠银钱买个监生头衔,已经成了常态。这让那一班靠真本事应上的科举读书人,如何瞧得起这些花钱买来的招牌?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算有一二人想要整顿学风,再造国子监的辉煌岁月,也是心有而力不足。如今的国子监,惩罚坏学生,整肃校规校纪的绳愆厅,早已经成了摆设。正经有才学的读书人,多半都是入各地的县、州、府学入学,等着考举人,考进士。那些基层学府虽然设施不如国子监,但学风没准还好些,而且本乡本土生活成本还便宜。
剩下待在国子监里的,多数要么jiùshì家里有钱的公子哥,要么jiùshì如严鸿这样的高官之后,蒙荫入学,还有的jiùshì那些世受皇恩的武功勋贵,老爹死了,嫡长子等着袭爵,按照朝廷制度,也需要先到国子监混个出身,才能按律袭爵,也是走过场的事情。
至于外国留学生,彻底就别想了,没有哪个白痴的外国人会还在这时候在国子监混。原本作为学风维护者的监丞(相当于训导长),那还能能管的了谁?都是些富二代官二代,乐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别闹太过分,大家混个度日而已。
像冯孝先那种勤学苦读的吊丝,在国子监里都已经属于奇葩中的奇葩,比大熊猫都珍贵。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高拱会不惜拉下架子,去锦衣卫为他求情托人了。
严鸿对国子监的了解,当然没有这么具体。所以当步入大门后,还是多少怀了一点敬畏之心的。按说国子监的学生,都需要到礼部办理录名手续。只是严鸿zhègè恩荫监生,背后树大根深,却是早有人替他办好了手续,倒不用他自己亲力亲为。
入监之后,按规矩拜见祭酒、司业也jiùshì正副校长。进得官署,抬眼看时,正中坐的祭酒,正是那据传对他不太满意的高拱。而边上坐着的司业,却也是熟人,便是那又帅又有派头的张居正。
这一下,严鸿真是又惊又喜。惊的是,想不到自个入国子监,竟然同时和这两大牛人建立了师生关系,却不知自个这两下子,在两个牛人看来,是何等可笑可鄙。喜的是,毕竟他多少对未来历史有个模糊的认识,那天在欧阳夫人大寿上,张居正好像和严府关系还不错。他在国子监,本来对高拱心头是有点忐忑,但如今加个张居正,说不定可以冲淡一点点压抑的气氛吧。
当下,严鸿跪倒在地,恭恭敬敬地磕头拜师。给这俩大牛人磕头,那是千值万值啊。
磕过头之后,从道理上讲,严鸿就已经算做高、张二人的学生了。虽然他们这种关系,与明朝传统意义上的恩师、座主、房师与门徒学生的关系,还略有些不同,没那么紧密。但总也算是彼此之间形成了某种政治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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