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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拆东墙补西墙，篓子越捅越多，病越治越麻烦，我打死也想不起来那天晚上到底干了什么。

我回到宿舍，发现被子上被人泼了泡面，正散发着一股馊味。

我气得发抖，指着他们问：「谁干的！有种的站出来！」吼的声音越大，他们越是忙自己的事。

我把床单两下扯了，扔到门口，又拿了条干毛巾把床板擦了擦，爬到床上乓地一声躺平了。

室友们突然开起了茶话会，扯着嗓门，吹拉弹唱，生怕我睡得舒坦。我一声不吭，不知道过了多久，周围慢慢静了。我迷迷糊糊地合了会眼睛，噩梦就来拜访我，我梦见戴端阳呛了水，一次一次地叫我的名字。

梦做到这里就被吓醒了。外面天还没暗，我跳下床，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学校里疯跑，气喘吁吁地停下来，人已经到了街上。

我蹲在街边，想起我爸被绑在隔离室椅子上的样子，仿佛看到了我的这一天，他发疯时做的事，醒来后也是像我这样不记得了。

我忘了那天晚上究竟做过些什么。我咬着手臂不停地默念：哭了的是孬种，鼻涕和眼泪还是挂了一脸。

我这二十年，连清醒的时候也疯疯癫癫，不知道搞砸了多少事，疯了和没疯又有多大区别？

就这样在路边闷头哭了好一阵，想起只剩下九年，不知从哪来的力气，腾地站起来，拿袖口在脸上擦了几把，去店里买了个水果篮，风风火火地跑到戴端阳住的那家医院，在前台问到了房间号，一路闯上楼。

可刚在探视窗上看了一眼，忽然又不敢进去了。

那间病房摆满了水果篮，那小子就坐在病床上，系里的同学在床前围了一圈，一人手里一把扑克，打得正高兴。

我提着水果篮，灰溜溜地下了楼。

等到戴端阳出院的那天，我那张交换学生协议书也盖好章了。

我把铺盖一卷，几件衣服一折，塞进箱子里，一手拎箱子，一手提桶子，就这么搬出了宿舍。

站在一楼，又忍不住仰头多看了一眼，头顶层层楼梯迂回曲折，扶手和扶手的缝隙之间，依稀窥见上一层楼的台阶。

我在楼梯口等了端阳一会，他迟迟不来。我就去了大楼另一边，掏出纸和笔，把我租的那间屋的地址写在信纸上，末尾又端端正正地留下落款，用舌头舔了舔信封的封口，黏好，投进宿舍信箱里，这才一步三回头的走了。

等我搬行李出了一身汗，坐下来打量新家的时候，外面的天已经黑了。

屋子里除了一张折好的铁架床，什么家俱也没有。我撑开床，罩上床单，把地上的灰尘扫一扫，搓着手走了半天，想不到别的事可做，就趴在窗台上往楼下看。

窗户洞开着，风刮得脸生疼，窗外万家灯火，车灯的光像流星拖着彗尾一样嗖嗖地从马路上窜过。

我想到什么，从旅行箱里把端阳送的那张贺卡拿出来，穿了个洞，用绳子挂在铁窗框上。风一吹，这轻飘飘的玩意就不停地转圈，我要用点力气才能看清卡片上那一行蝌蚪符号。

眼前一时都是戴端阳。他穿着一件被风鼓满了的薄衬衣、骑着单车火急火燎的样子，他歪头贼笑的样子，他吹胡子瞪眼睛的样子，脸上盖着一本书打瞌睡的样子，拿筷子敲空碗的样子。

我一边想，一边把脑袋又往窗户外面伸了伸。

这里离学校不过几步远，他肯定会来，不是这一刻就是下一刻，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我连他屁股上长了几颗痘痘都知道，我有一肚子的话要说，他凭什么不来？

就这么信心满满地枯等了几天，等了个空。

一周后，我用冷水狠狠搓了把脸，揣上课本，去上系里的课。我到得晚，课已经上了大半堂，小心翼翼地挪进最后一排，发现戴端阳就趴在他常坐的位置上，正当中那一列，正当中那一排，懒洋洋地用下巴尖顶着桌子听课。

我攥紧了拳头，只想凑过去，可他身边都坐满了人，几个脑袋还时不时凑到一块，说几句就笑一阵。

我脑袋里乱成了一团浆糊，越是看，喉咙里越是疼，只想用手去挠一挠，挠出血了才痛快。我抓耳挠腮地看了他好一会，忽然发现他还是干干净净的，那张侧脸鼻梁笔挺，白得几乎从皮肤底下发出光来，真是精精神神，完好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