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两次海洋机遇的丧失(转载)(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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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海洋史上的两次发展机遇与丧失的原因

庄国土

历史学2006.6

摘要:宋元时期和明末清初,是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两次发展机遇,但分别被明清政府所扼杀。东南沿海商民的海外开拓,在极端专制的明清政府看来,是游离于朝廷控制的不安定因素。必须予以打击。郑和则是实施明初海外政策的执行者,其结果是中国背向海洋,毁灭了宋元时期中国走向海洋大国的机遇。郑芝龙海商集团的崛起是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第二次机遇。但满清入主中原后,建立同样的极端专制统治,基本上继承明代的内外政策,葬送了明末清初中国海洋发展的第二次机遇。在明清数百年东南沿海商民面向海洋和朝廷背向海洋的抗争中,强大的中央政权都是最后的胜利者。

关键词:明清/宋元/贸易/海洋史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人的海洋意识不断增强。近几年来,华人世界的媒体和学术界藉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之际,不断呼吁国人把握海洋发展机遇。郑和下西洋不但被当作中国对外开放的典型,而且被视为古代中国海外发展的最大机遇。本文探讨古代中国海洋发展史上两次主要机遇的形成过程,并分析丧失这两次机遇的主要原因。

一、宋元时期: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第一次机遇

从汉代至唐代,中原政权的对外开拓主要是向西域、漠北和云贵高原发展,海洋方向的开拓成就有限。海外贸易主要是奢侈品贸易,即以中国的丝织品和贵金属交换海外特产。前来中国贸易的蕃商,数量远多于前往海外的中国商人。往来中国的贸易船多数是蕃舶,尤以扶南舶、波斯舶为主。两宋时期,陆路西向发展受阻,中国的对外开拓方向为之一变,海洋开拓事业逐渐发展。

宋元时期是中国直面海洋、锐意进取的时期。两宋时期,商业经济突飞猛进,郝延平教授称之为“宋代商业革命”。[1](p10)宋元朝廷虽然也力图管制和主导海外贸易,但寓管制于开放,民间海外贸易飞速发展,政府也因民间商贸繁荣而广辟财源。繁荣的海外贸易和移民也密切了与海外诸国的关系。朝廷和民间的合力,商品经济和航海知识的发展,造就国人的重商和海洋意识以及海外进取精神,也使国人主导了印度洋以东的国际贸易和航运,堪与16世纪前期西方重商主义的兴盛时期相比。宋元时期中国海洋发展成就有以下标识:

1.华商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主角和海商世家的形成

宋元时期,中国海商数以万计,虽然中小商人最多,但资产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海商也层出不穷。建康巨商杨二郎由牙侩起家,到南海贸易十余年,蓄资千万。[2](p174)南宋初,泉州商人“夜以小舟载铜钱十余万缗入洋。”[3](p2422)铜钱在海外,可以十贯之数,易番货百贯之物。估计一次贸易额就超过了100万贯。[4](p*)福建“南安丘发林从航海起家,至其孙三世,均称百万”;[5]更著名者如:“泉州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6](p588-589)泉州海商王元懋,“尝随海舶诣占城国,国王嘉其兼通蕃汉书,延为馆客,仍嫁以女,留十年而归,所蓄奁具百万缗”。[7](p1345)泉州纲首蔡景芳自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四年(1134),收净利钱98万余贯,因商贩额巨大而得补承信郎。[8](卷185,食货志,p4537)宋末元初,最著名的海商是蒲寿庚,“擅蕃舶利者三十年”。[8](卷47,瀛国公本纪,p942)如果说,南宋大海商主要出自泉州,入元以后,东南沿海则形成以太仓为基地的长江三角洲海商集团、澉浦杨氏为首的浙东海商集团和泉州蒲氏为主的闽南海商集团。据说,“泉之诸蒲,为贩舶作三十年,岁一千万而五其息,每以胡椒八百斛为不足道”。[9](p374)蒲寿庚之婿佛莲是阿拉伯人,为宋末元初泉州著名回回巨商,“凡发海舶八十艘”,家赀“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称是”。[10](p193)太仓朱清、张瑄二人,南宋末年就雄长于海上,降元时,张碹已经有巨舶500艘。他俩似太仓为基地发展海外贸易,积累巨额财富,“田园巨宅遍吴中,库藏仓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11](p467-468)元代澉浦杨氏世代为官,世代经商,聚集大批海舶。元初,杨发领浙东西市舶总司事,占籍澉浦,每岁招舶商。其子杨梓也因有大量私家船队而被任命为海运官员。杨梓之子杨枢19岁就以官本船浮海到西洋,6年后又自备舟楫粮秣,护送西域使臣回波斯湾的忽鲁模斯。元代中期,负责泉府司和市舶司的沙不丁,先后管理海外贸易二三十年,拥有可与澉浦杨氏相比的庞大私家船队。根据吴承明教授的看法,在明代万历年间,数十万就算是大贾,上百万的是少数。在明朝嘉、万年间,积资50万两以上的就算是天下头等富豪了,这种富豪,全国只有17人。[12]可见明代大贾的财富,已远不如宋元时期的海商。宋元时期的中国海商,其海外贸易范围、财力和探险精神,完全不亚于15世纪地中海城市的商人。

2.对海外的认识空前丰富

唐代前期宰相贾耽考订的“广州通海夷道”,提及东亚和印度洋水域的29个海外国家和地区。成书于南宋后期的《诸蕃志》,记载的南海国家有53个国家和地区。元代前期成书的《大德南海志》,记录了与广州通商的海外国家和地区有143个,[11](p8431-8432)分为大东洋、小东洋、小西洋等几个海域。到元代末年成书的《岛夷志略》,涉及的海外地名达200多个,其中,99个国家和地区是作者汪大渊亲身所经历,耳目所亲见,遍及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仅在《岛夷志略》中,涉及的海外物产和商品的种类就达352种。[14](后序,p385,427-434)

郑和下西洋动员人力数以万计,所历3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的海外资讯整体上并未超出元代华商所知。

3.航海技术和造船业的发展

宋元时期,中国造船业异军突起,所造船舶规模大,数量多。大型中国海舶载重达10000~12000石(500~600吨),同时还可搭载500~600人。中型海舶载重2000~4000石(100~200吨),搭载200~300人。[15](p108)宋代出使高丽的神舟,在“长阔、什物、器用、人数,皆三倍于”长10余丈的福建客舟,[16](p891-892)载重约1000吨,其规模与郑和“宝船”不遑多让。1北宋时期将指南针应用于航海是航海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使以往的中国帆船沿岸航行发展为跨洋航行。到了南宋时期,指南针成为中国海舶普遍的导航手段。郑和时期的造船技能,似乎并未超越宋元时期的造船业。宋元时期中国航海技术和造船业的发展,一改前朝中外贸易以蕃舶为主的态势。13世纪初,中国拥有印度洋上最好的船舶,所以从阿拉伯人手中夺走了大部分海上贸易,[17](p30)中国帆船成为中外贸易的主要运输工具。据元代来华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图泰的记载,中国船分大、中、小三种,大船可载上千人,从印度洋去中国者多乘中国船。[18](p490-491)

4.海外华商网络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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