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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走她之前，他悄声对她说：“请告诉市长大人是谁救了他的情妇，让他知道我是他忠实的仆人。”

妇人就这样活下来了，因为社会太腐败，无法惩罚坏人坏事。

另一位拉比，另一个城市。和刚才的故事一样，他走到她身边，制止群众的行为，说：“你们中谁没有罪过，就让他掷出第一块石头吧。”

大家局促不安，他们想起了各自的罪过，不再抱成一团急于惩罚这个妇人了。他们想，也许有一天。我也会像这个妇人一样，我也会希望得到众人的宽宥，希望大家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他人如此待我，我也应该如此待她才是。

他们松开手，石头掉到地上。拉比弯下腰去，捡起一块，高高举在妇人头上，用尽力气砸下去。石头砸碎了她的头骨，她的脑浆溅在卵石铺成的地面上。

“我也同样是个罪人。”他对群众说，“但是如果我们只允许没有丝毫瑕疵的人执行法律，法律便会死亡，我们的城市也会随之死亡。”

妇人就这样死去了，因为社会太僵化，不能容忍不合规范的行为。

这个故事有个最出名的版本，之所以出名，正是因为它在我们的经历中是如此罕见。大多数社会在腐败和僵化中摇摆不定，一旦超出界限，这个社会便告消亡。只有一位拉比敢于要求我们保持平衡，既能维护法律，又能包容差异。结果是很自然的，我们杀死了他。

—圣安吉罗，《致一位异教徒的信》103：72：54：2

Minhairma。我的妹妹。这句话在米罗脑子里轰鸣不已，震耳欲耸，直到响得他再也听小到，成为无时不在的背景声：欧安达是我妹妹。她是我的亲妹妹。他的双脚习惯性地把他带出广场，穿过游乐场，翻过山丘凹处。稍远处更高的山头坐落着教堂和修会，耸立在外星人类学家工作站之上，像监视围栏大门的堡垒。

他为什么到这儿来？来见他母亲？他们约好在外星生物学家工作站见面吗？或者只是按平时的习惯下意识地走到这里？

他站在外星人类学家工作站门外，想找个理由说服自己逃去。今天在这儿是干不成什么事的。今天的工作报告他还没写呢。去他的，反正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写。魔法，就是这么回事。猪仔们冲着树唱上一阵子，大树自己就变成种种家什了。比辛辛苦苦干木匠活儿强多了。看来，当地原住民比以自己所认为的更复杂。同一件东西能派好多用场。每棵树既是图腾，又是墓碑。还是一座小小的锯木厂哩。我的妹妹！好像该做件什么事，但我想不起到底是哪件事了。

猪仔的生活才是最明智的。像兄弟一样共同生活，从来不去操心女人的事。这种生活对你最合适不过，利波，这可是千真万确的大实话。不，我不该叫你利波，应该叫爸爸才对。妈妈没告诉你，真是太可惜了。不然的话，你还可以把我抱在膝盖上颠着玩儿哩。一个膝盖上坐欧安达，另一个膝盖上坐米罗，两个最大的孩子。咱们这俩孩子可真棒，同一年生，只差两个月。老爸当时可真忙啊，偷偷摸摸到妈妈地盘上跟她幽会。大家还替你难过哩，没有儿子，只有几个女儿。家族的名字没有人继承了。真是瞎操心，你的儿子大把抓，多得快从杯沿溢出来了。我的妹妹也比我想像的多得多。可是比我希望的多了一个。

他站在大门旁，仰头望着猪仔的山头上茂密的树林。夜里去那儿实现不了什么科研目的。这样的话，我干脆实现非科学目的好了，去瞧瞧他们部落能不能多收留一个兄弟。我的个子可能太大了，木屋里的猪仔铺位多半盛不下。睡外面好了。我爬树不大在行，但懂点技术呀，我现在再也感受不到任何约束了，你们想知道什么，我就说什么。

他把右手放在识别盒上，伸出左手想拉开大门。数分之一秒里，他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接着，他的手像放在火里，又像被活活锯断一样。他疼得大叫一声，缩回左手。自从围栏建成以后。只要有一只外星人类学家的手放在识别盒上，它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炽热状态。

“马科斯·米罗·希贝拉，奉卢西塔尼亚撤离委员会的命令，已收回你进出围栏的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