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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伟用车载着我和他直接去了他名下的产业–慷泽医院。

在重症病人区的一间单人病房里，和我分别一年的黄爷爷正躺在病床上。他的儿子立人和媳妇美茵坐在床边。看到我们进来，他们立刻起身走过来。

“林小姐。”立人对我点点头，然后握住靖平的一只手，眼睛红了起来：“靖平，谢谢你让你手下最好的呼吸道专家做我父亲的主治大夫，又免费提供了最好的设备和药物。我父亲能挺到现在，全靠了你。这个情，我只能以后再还了。”

靖平拍拍他的手背：“别这么说。黄先生是看着我长大的老辈，你就当我也是在尽孝吧。”

美茵在一旁抹起了眼泪：“爸的肺部已经完全纤维化了，只能靠着呼吸机进出气。可他脑子里的二氧化碳排不出来，只能靠药来溶掉，但又溶不完，在脑子里越积越多。所以他现在昏睡的时候多，清醒的时候少。醒着的时候就会问我们‘小云儿在哪儿呢？’现在您把林小姐带回来了，他老人家也就能如愿了。”

我走到他床前，静静看着他。他闭眼昏睡着，鼻子里插着管子，连在床头的一部机器上，胸腔随着机器的鼓抽而起伏着，瘦得我几乎认不出来了。

我轻轻握着他的手，这双手曾经在琴弦上翻飞灵动，把这世上最激越的生命和最美丽的风景都带到我耳朵里。但现在，这双虚肿的，插着点滴针的手，却呈现着死亡的苍黄。

我离开北京时只告诉他我要回欧洲的祖母家。这一年来我时时和他通着信，可他从未告诉我他的病，直到已经快要诀别。我恨自己为什么这一年从未回来看过他，至少不会像现在，一眼便是永诀。

我把脸贴在他手上，泪水涌出来，落在床单上。

“醒了，醒了！”美茵兴奋地低喊。

我赶紧抬头，床上的老人慢慢睁开了眼。

“爸，您看谁来了？”立人大声地说。

“黄爷爷，是我，是云深。”我赶紧止住了哭，凑近他。

他有些散乱的目光看了我一会儿，慢慢微笑了起来：“是小云儿回来啦？来看爷爷的？”

我含着泪赶紧点头。

他虚弱地朝我伸手，我赶忙将脸靠过去，让他在上面轻轻抚摸。

“乖孩子，真的是你啊。爷爷刚才还梦到你。让我好好看看。”他的声音无力而缓慢：“爷爷的小云儿快成大姑娘了，越长越好看。可惜爷爷看不到你出嫁啦。”

我把他的手捧在心上，泪水再也止不住：“看得到！看得到！”

“好孩子，让爷爷听听你弹的琴，看这一年你把爷爷教的本事都还给爷爷没？”

我后悔不迭–我这次带着“漱玉”回的北京，可却和其他行李一起从机场直接被送到了靖平家里。

这时靖平像变戏法一样从他手里一直提着的箱子里把“漱玉”取出来递给我：“我猜你待会儿可能会用得上，就没让‘漱玉’跟着行李一起走。”

我感激地看他一眼，把琴抱过来。

他对我微微一笑，我心里一惊，赶紧把头转过去。

“爷爷想听什么？”我问。

“听一首你自己的吧。”黄爷爷期冀地等待着。在我跟他学琴的四年里，他鼓励我不要做只弹古曲的匠人，而要将自己的心中所感，情中所怀，都用琴声表达出来。我便时时自己写一些拙嫩的曲调弹给他听。他总会夸我有灵性，然后给我可贵的指点。

弹什么呢？就那首《夜雨》吧。他还没听过。

我调调“漱玉”的音，手指轻启，乐音绕梁。

这首曲子是我在回到布鲁塞尔后的一个夜晚，因为思念靖平而无法入睡时随手写下的。那天夜里，淅沥的细雨把我带回到了隔着八千公里海洋和陆地的北京。

曾经，在那些细雨蒙蒙的夜晚，在靖平的书房里，他在灯前工作，我会坐在他桌旁的椅子上看书或做功课。如果不太冷，又是没风的天气，我总喜欢让他开着窗，看窗前的细竹和蕉叶在雨里婆娑，嗅空气里温润清新的湿意，听雨声里的故事。我总相信夜里的雨是溶了白日里红尘中的万种情感和故事，只在夜阑人静时，细细说给你听。这雨声里有我对靖平稚嫩但强烈的爱意，我总天真地希望，有一天他会听懂。

布鲁塞尔的夜雨同样地温浅，秀气。但它却盛满了我对他的思念，和被他拒绝的伤怀。

而现在，我该恨他，不是吗？

曲终，病房里静默一片。良久，黄爷爷的声音响起来：“这下我能放心地闭眼了。”

我低头一看，不知觉中，我的泪水已浸湿了“漱玉”的面板。

从医院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