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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夜，沙月亮没有睡觉，他在院子里不停地走动，一会儿大声地咳嗽，一会儿吹口哨，他的口哨吹得极为出色，能摹仿出十几种鸟儿的叫声，除了咳嗽、吹口哨外，他还把嗓门放到最大程度，演唱着古老的戏曲和当时流行的抗日歌曲。他时而在开封府大堂上怒铡陈士美，时而又举起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为了防御这个醉酒的、恋爱受到障碍的抗日英雄破门而入，母亲在门上加了顶杠，加了顶杠还不放心，又把风箱、衣柜、破砖头等等一切可以搬动的东西垒在门后。她把我装进口袋背起来，手提着一把菜刀，在屋子里来回走动，从东间屋走到西间屋，又从西间屋走到东间屋。姐姐们谁也没脱皮毛大衣，她们簇拥在一起，鼻子尖上挂着汗珠，在沙月亮制造出的复杂音响里呼呼大睡。七姐上官求弟的口水濡湿了二姐上官招弟的黄鼠狼皮大衣，六姐上官念弟像羊羔一样偎依在黑熊三姐上官领弟的怀抱里。现在想起来。母亲和沙月亮的斗争，从—开始就输定了。沙月亮用动物的皮毛驯服了我的姐姐们，在我家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母亲失去了群众，成了孤独的战士。

第二天，母亲背着我，飞一样跑到樊三大爷家，向他简单说明：为了报答孙大姑接生之恩，要把上官来弟许配给孙家大哑巴——那位手持软刀与乌鸦奋战的英雄——为妻，说好了头天定婚，第二天过嫁妆，第三天便是婚礼。樊三大爷懵头懵脑地看着母亲。母亲说：“大叔，详情莫问，谢大媒的酒我给您预备好了。”樊三大爷道：“这可是倒提媒。”母亲说：“是倒提媒。”樊三大爷道：“为什么呢?”母亲说：“大叔，别问了。你让哑巴中午就去我家送订婚礼。”樊三大爷道：“他家里有什么呢?”母亲道：“有什么算什么。”

我们跑回家。一路上母亲心惊肉跳，忧虑重重。母亲的预感非常正确。我们一进院子，就看到一群动物在唱歌跳舞。有黄鼠狼、有黑熊、有狍子、有花狗、有绵羊、有白兔，唯独不见紫貂。紫貂脖子上缠着狐狸，坐在东厢房的麦子堆上，专注地看着鸟枪队长。鸟枪队长坐在地铺上，擦拭着他的葫芦和鸟枪。

母亲把上官来弟从麦子堆上拖起来，冷冷地对沙月亮说：“沙队长，她是有主的人啦。你们抗日的队伍，总不能勾引有夫之妇吧?”

沙月亮平静地说:“这还用得着您说吗?”

母亲把大姐拖出了东厢房。

中午时分，孙家大哑巴提着一只野兔来到我家。他穿着一件小棉袄，下露肚皮上露脖子，两只粗胳膊也露出半截。棉袄的扣子全掉了，所以他拦腰捆着一根麻绳子。他对着母亲点头哈腰，脸上挂着愚蠢的笑容。他双手捧着兔子，献到母亲面前。陪同大哑巴前来的樊三大爷说：

“上官寿喜屋里的，我按你的吩咐办了。”

母亲看着那只嘴角上还滴着新鲜血液的野兔子，愣了好半天。

“大叔，今晌午您别走了，他也别走了，”母亲指指孙家大哑巴说，“红萝卜炖免肉，就算给孩子订婚了。”

东间屋里，上官来弟的嚎哭声突然爆发。她开始时的哭声像一个女孩子，尖利而幼稚，几分钟后，她的哭声变得粗犷嘶哑，还夹杂着一些可怕而肮脏的骂人话。十几分钟后，她的哭声就变成了干巴巴的嚎叫。

上官来弟坐在东间炕前的脏土上，忘记了珍惜身上宝贵的皮毛。她瞪着眼，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大张着，像一口枯井，干嚎声就从那枯井里持续不断地冒出来。我的那六个姐姐，低声啜泣着，泪珠子在熊皮上滚动，在狍皮上跳跃，在黄鼠狼皮上闪烁，把绵羊皮漏湿，使兔子皮肮脏。

樊三大爷往东屋里一探头，像突然见了鬼，目光发直，嘴唇打哆嗦。他倒退着出了我家屋子，跌跌撞撞地跑走了。

孙家大哑巴站在我家堂屋里，转动着脑袋，好奇地东张西望。他的脸上，除了能表现出愚蠢的笑容外，还能表现出深不可测的沉思默想，表现出化石般的荒凉，表现出麻木的哀痛。后来我还看到他表达愤怒时脸部可怕的表情。

母亲用一根细铁丝贯穿了野兔的嘴，把它悬挂在堂屋的门框上。大姐吼出的恐怖她充耳不闻；哑巴脸上的古怪她视而不见。她拿着那把锈迹斑斑的菜刀，笨拙地开剥兔皮。沙月亮背着鸟枪从东厢房里走出来。母亲没有回头，冷冷地说：

“沙队长，我家大女儿今日订婚，这只野兔子便是聘礼。”

沙月亮笑道：“好重的礼。”

“她今日定婚，明日过嫁妆，后日结婚，”母亲在兔子头上砍了一刀，回转身，盯着沙月亮，说，“别忘了来喝喜酒！”

“忘不了，”沙月亮说，“绝对忘不了。”说完，他就背着鸟枪，吹着响亮的口哨，走出了我家家门。

母亲继续开剥兔皮，但分明已失去了任何兴趣。她把野兔子留在门框上，背着我进了屋。母亲大声说：“来弟，无仇不结母子，无恩不结母子——你恨我吧！”说完这句凶巴巴的话，她无声地哭起来。母亲流着泪，肩膀耸着，开始剁萝卜。咔嚓一刀下去，萝卜裂成两半，露出白得有些发青的瓤儿。咔嚓又是一刀，萝卜变成四半。咔嚓咔嚓咔嚓，母亲的动作越来越快，越来越夸张。案上的萝卜粉身碎骨。母亲把刀又一次高高举起，落下来时却轻飘飘的。菜刀从她手里脱落，掉在破碎的萝卜上。屋子里洋溢着辛辣的萝卜气息。

孙家大哑巴翘起大拇指，表示着他对母亲的敬佩。他嘴里吐出一些短促的音节，辅助着拇指表示他对母亲的敬佩。母亲用袄袖子沾沾眼睛，对哑巴说：“你走吧。”哑巴挥舞着胳膊，用脚踢着虚空。母亲抬高了嗓门，指指他家的方向，大声喊：“你走吧，我让你走！”

哑巴明白了母亲的意思，他对着我扮了一个顽童般的鬼脸，肿胀的上唇上的小胡子像一抹绿色的油彩。他准确地摹仿了爬树的动作，又准确地摹仿了鸟儿飞翔的动作，然后，仿佛手攥着一只扑扑楞楞的小鸟，他笑了，指指我，又指指自己的心窝窝。

母亲又一次指指他家的方向。他愣了一下，会意地点点头，然后跪下，对着母亲——母亲抽身闪开——于是他对着案板上的萝卜块儿，磕了一个响头，爬起来，得意洋洋地走了。

夜里，疲倦已极的母亲沉沉睡去，等她醒来时，发现院子里的梧桐树上、香椿树上、杏树上，挂着一片肥大的野兔子，宛如树上结了奇异的果实。

母亲手扶着门框，慢慢地坐在门槛上。

十八岁的上官来弟穿着她的紫貂皮大衣、围着她的红狐狸跟着黑驴鸟枪队队长沙月亮跑了。那几十只野兔子是沙月亮献给我母亲的聘礼，也是他向我母亲牛皮哄哄的示威。大姐私奔，二姐三姐四姐当了同谋。事情发生在后半夜：母亲疲倦的鼾声响起时，五姐六姐七姐也进入梦乡。二姐起身，赤脚下地，摸索着挪开了母亲在门后筑成的壁垒，三姐和四姐拉开了两扇门。傍晚时，沙月亮就在门臼里倒上了枪油，所以门扇在无声中开启。在后半夜的凄冷月光中，姐妹们搂抱着道别。沙月亮望着顿枝上的免子窃笑。

第三天是哑巴和大姐完婚的日子。母亲沉静地坐在炕上缝补衣裳。将近中午时，终于等待不下去的哑巴来了。他用动作和表情跟母亲要人。母亲下了炕，走到院子里，指了指东厢房，又指了指依然悬挂在树上那些已经冻得硬梆梆的野兔子。母亲什么也没说，哑巴就完全明白了。

黄昏时分，我们一家坐在炕上吃萝卜片喝麦面粥，忽听到大门被擂得山响。到西厢房喂上官吕氏吃饭的二姐气喘吁吁地跑进采，说：“娘，坏了事了，哑巴兄弟们来了，还带着一群狗。”姐姐们惊慌不安。母亲稳如磨盘。她用汤匙喂饱了八姐玉女，然后就咯咯吱吱地嚼起萝卜片来。她的神情安详的宛如一只怀孕的母免。大门外的喧闹突然安静了。约摸过了抽袋烟工夫，三条红光闪闪的黑影，从我家低矮的南墙头上翻了过来。孙家的哑巴三兄弟来了。跟着他们进院的，还有三条像抹了荤油一样光滑的黑狗。它们如三道黑色的虹，从墙头上滑进来，无声无息地落在地上。在深红的暮色里，哑巴们和他们的狗凝固了片刻，宛如一组雕塑。大哑巴提着一把寒光闪闪的缅甸软刀。二哑巴拄着一把青蓝的腰刀。三哑巴拖着一柄红锈斑驳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