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日第31部分阅读（2 / 2）

方云拿到国会授权后，立即以阴谋谋害总统生命安全为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了帝国总理何英清。随即帝国政府的名义派出以第一夫人陈美玲为首的代表团赶赴西安，与东北军、西北军进行谈判，命令驻兰州的空军进行了军事演习，对西安上空进行戒严，以防备何英清手下的空军误炸西安。这些措施为方云在李飞耘控制的阵营中赢得了好感。同时也让东北军、西北军感到非常不安，在硝烟还没有散尽的青甘宁战役中，护国军表现出的实力让人惊异。

在帝国政府强硬的态度下，张良将军和杨诚将军被迫扣押了社会党来西安的代表团，同意释放帝国总统李飞耘。

西元1933年8月6日，帝国总统李飞耘携夫人、公子李纬国及其一赶亲信，在西安登机，准备飞回帝都南京。飞机起飞后不到三分钟，就在西安机场上空失事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身亡。

真是天遂人愿。

李飞耘夫妇身亡后，方云就自动成为了大汉帝国的正式总统。在简短的就职仪式后，方云开始清洗李飞耘和何英清的残余势力，接收大汉帝国这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他先是以帝国国防部官员过于亲近日本人为由，重组了国防部。组建帝国三军总司令部，帝国军队对外统称国防军，他自任最高统帅。任命孙仲伦为大汉帝国国防军总司令，军衔为陆军元帅；陆杰飞为大汉帝国参谋总部参谋总长，军衔为陆军上将。接着，把帝国内务部与护国军安全情报局合并，称为国家安全局，任杜英豪为局长，军衔为陆军中将，统领全国情报系统。

西元1933年9月8日，方云终于是登上了帝国权力的顶峰。在前帝国总统李飞耘遇难后一个月，大汉帝国政府对李飞耘的飞机失事调查做出了客观公正的结论：机械故障。

在这份报告公布后不到一天时间，帝国政府新闻处就向全国发出了通告：由于李飞耘总统的意外逝世，总统的职务要和总理的职务合二为一，方云将担任帝国首脑以及帝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与此同时，帝国国防军总司令孙仲伦元帅和国防军三军总司令们在总统府，简单地举行了国防军三军总司令向统帅宣誓的仪式。孙仲伦元帅以国防军总司令的身份领读了誓词：“我庄严地宣誓：我将无条件地服从大汉帝国和人民的首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方云；作为一个勇敢的军人，愿意在任何时候为实现此誓言而献出我的生命。”

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誓言。只不过以前是对宪法或祖国宣誓，现在是对方云个人宣誓。这样，大汉帝国的国防军将完全臣服于方云。从一位海外游学学子到大汉帝国最高统帅，方云用了十年时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传奇。

方云为李飞耘夫妇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在庄严的葬礼上，方云沉痛地宣读了悼词。演讲把李飞耘说成了一个为帝国强盛立下汗马之劳的英雄，为大汉民族开创不世大业的先驱，同时还是一个提携后进的谆谆长者。对前第一夫人陈美玲，他赞扬了她的美貌和智慧，称其英华早逝是帝国最大的损失。对李飞耘在大汉帝国犯下的重重丑行只字不提，博得了李、陈家族的好感，认为方云担任国家最高首脑也是一件可以接受的事情。

哀悼日期一过，大汉帝国的国家国民委员会很快就批准了方云就任帝国总统兼任总理的任命。方云手中真正地握住了帝国的帝王权杖！

接下来就是对帝国要害部门的绝对控制和清洗。

在政府方面，方云任命王文宾为帝国常务副总理兼新闻外交部长，推荐何凯担任帝国国会委员长，王家瑜就任农业部部长，钟羽就任帝国警察总部总监，朴志玄就任帝国副总理兼民政部部长，黄胜利就任帝国副总理兼工业部部长，刘爱国出任帝国副总理兼商务部部长，宋昌盛出任帝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龙江就任帝国交通建设部部长。其他所有官员方云允许他们留任原职。

在军队方面，方云以护国军为班底，重建帝国国防军，并对正规军军衔制度和预备役军衔制度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李飞耘的中央军系有部队82个甲级师，共150万人，再加上为数众多的地方部队（包括东北军，西北军）乙级，丙级部队，总兵力接近600万人。按照大汉帝国3.6亿的人口比例，国防军正规部队应该为320万，预备役部队为960万。根据这一原则，方云对军队进行了大规模整编：把原帝国军队统一编制、装备、训练和思想灌输，裁弱留强；对军官分批进行培训考核，统一战术思想；编余军官送到军校集训转业。对于原帝国军队中众多的德国军事顾问，方云是尊重他们的意愿，愿意留下的就继续留任，不愿意留下的，就安排他们回国。

美国政府对方云奇迹般地成功非常高兴和意外，发表了贺电。为了祝贺民主制度在远东的胜利，加大了对大汉帝国的经济援助。随后是德国、法国的大使也转来了各自国家元首的贺电。而英国也抛开了羞答答的面纱，给方云发来了祝贺电报，加大了对大汉帝国的贸易。南亚、东南亚的物资源源不断地涌向大汉帝国。

这应验了方云对它们的评价：美英之间有分歧；都想在这个新兴的倾销市场获取最大利润；对突发事件缺乏心理准备从而进退两难。

日本政府就显得颇为紧张，一个仇日排日的人担任了大汉帝国的总统，对其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意图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众所周知，在大清帝国时期，日本就不断地挑战这个以龙为图腾的东方帝国，不但在外交军事上对腐朽的大清帝国进行打击，而且不遗余力地支持大清帝国的反抗势力，特别是孙先生的同盟会，所以，在三民党革命成功之后，很多原政府大员对日本有着病态的依恋，这点是以何英清为代表的。现在上来了一个亲欧美，排斥日本的方云，怎能不让日本紧张呢？

对于西安事变的主角张良和杨诚两位将军，方云处理得很简单，直接交给了帝国国家法庭审理。而扣押的社会党代表团，方云命人秘密把他们押赴南京关押，然后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华泽民，要求革命军不要再和帝国对抗，帝国旧的一页已经翻过去，现在是新的篇章的开始，希望革命军放下武器，接受帝国的整编，共同为抗日事业作出贡献。

同时，安排了一个谈判小组赴延安与革命军进行谈判，并指示王文宾在舆论上造势。从而形成这样一个结果：你们社会党革命军不是一天到晚宣扬抗日吗？现在帝国邀请你们参加谈判，共同抗日，给你们机会。

对于苏联人和日本人支持下的外蒙分裂分子的蠢蠢欲动，方云发出了警告。

方云告诫这些外蒙的分裂分子，不要企图挑战帝国的心理底限，蒙古是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的这些说话，让苏联感到颇为不快。

清初，满清政府把蒙古分为三部分：漠南，漠北和漠西。其中漠南蒙古又称为内蒙古，漠北和漠西蒙古为外蒙古。外蒙古有较大的自主权。当时，满清政府为防止外蒙古割据，在库伦设置大臣，定期举行军事演习，保障疆域的稳定。

清初，沙俄不断侵扰蒙古地区，康熙年间，居于天山以北的蒙古一部勾结沙俄发动叛乱。在康熙的亲征下，于西元1697年平叛。但沙俄仍在俄蒙边境制造事端。

西元1727年，满清和沙俄政府签订了《恰克图界约》，肯定了蒙古属于大汉帝国。但沙俄的势力也越过了西伯利亚，伸展到贝加尔湖一带。西元1898年，大汉帝国爆发了民族大革命，沙俄认为分裂蒙古的时机已到，开始培植亲俄势力力，并发放大批武器，准备制造外蒙独立。年底，在沙俄总领事的指挥下，驱逐大汉帝国官员，宣布独立。

一年后，即西元1899年，沙俄和外蒙签订了《俄蒙协定》和《商务专约》，这两个条约确立了沙俄实际上统治了蒙古。消息传出，举国大哗，从政府到民间群情激愤，内蒙也发表了严正声明，不承认库伦伪政府的一切条约。

西元1903年，是袁凯卖国最高峰时期。沙俄利用袁政府的内外交困，与袁订立《汉俄声明文件》，确认大汉帝国是蒙古的宗主国，改“独立”为“自治”。但大汉帝国政府不能驻军、移民外蒙，而沙俄却可以，蒙古事务需两国协定解决。该条约使大汉帝国徒有宗主虚名，而仍由沙俄控制外蒙。西元1905年再订《汉俄蒙协约》，确认西元1903年的文件，沙俄对此十分满意。

西元1917年，俄国爆发革命，“自治”的外蒙失去靠山，于是外蒙重回祖国的怀抱。西元1918年大汉帝国政府以防止苏维埃主义扩散和西伯利亚局势动荡为由，驻军库伦。西元1919年，驻军与外蒙上层达成《改善蒙古未来地位的64条》文件，要求取消自治，未获外蒙“议会”通过，11月大汉帝国政府强行通过政令，取消自治和废除西元1905年前的条约，并在库伦设置行政公署。然而俄国革命的胜利影响到外蒙，外蒙的共产主义运动、民族分离先驱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积极寻求共产国际帮助，谋求建立独立的蒙古国。苏共领导人列宁见过他俩后，在大汉问题上出尔反尔，转而支持外蒙的分离运动。

西元1920年由苏黑巴托尔和乔领导的蒙古共产党成立，积极从事分裂运动，首要任务就是肃清外蒙境内的“敌人”，即驻蒙官员、驻军、外蒙支持统一的人仕。西元1921年3月成立蒙古人民军和蒙古临时政府，6月苏俄派驻红军，7月人民军与苏俄红军开入库伦城，考虑到外蒙当时的特殊情况，坚定的“苏维埃分子”苏黑巴托尔与乔巴山主持成立了君主立宪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由王族势力的博克多格根任国君。为维持分裂政府，苏、乔要求苏俄势力庇护，同意苏俄驻军并协助围剿白俄匪军与敌对力量。

西元1922年俄蒙签定一份协约，苏俄率先承认外蒙“独立”。西元1923年，苏黑巴托尔去世，1924年6月，乔巴山推出“蒙古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利属于大呼拉尔，不设总统，平时由政府处理国务。11月第一届大呼拉尔会议在库伦召开，确立亲苏俄为不可更改的国策，允许苏俄驻军，制定仿效苏俄“宪法”，以西元1898年作独立纪元，改库伦为乌兰巴托。政府及民间人士感到不能容忍，希望出兵或借助英、美出面干涉，大汉帝国政府对事件十分恼火，但鉴于国力不张，形势不利，只发表了措辞严厉但无实效的政府声明，对外蒙独立不予承认。

外蒙地区的非法独立，遭到大汉帝国人民和政府的一致抗议和反感，鉴于此，苏联政府玩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派重兵保护“独立”，并与外蒙签定互助协定，大规模驻军外蒙，另一方面，1924年签定的《汉苏协定》承认外蒙是大汉帝国的一部分。西元1925年，李飞耘主持中央政府时，苏联曾要求大汉帝国承认外蒙的独立，李飞耘回电严词拒绝，并责令外蒙执政者放弃“独立”，回归祖国。西元1927年，苏俄以平叛为由进军外蒙。

在局势动荡中蒙古统一人士要求大汉帝国政府出兵外蒙，汉苏军队在外蒙东部边界发生小规模战斗。苏军不愿搞大事端，宣布撤出外蒙，但是大汉帝国军队也没再进入外蒙。此后，帝国中央政府忙于在南方剿匪，使帝国政府无力于外蒙事务。亲苏的乔巴山叛乱分子趁机又得到发展，加上日本也制造满蒙独立事端，外蒙甚至与伪满洲国签订“边界”协定，从事分裂国家的勾当。

西元1933年9月一直到西元1934年4月，这整整半年多时间里，除开方云外，副总理兼民政部部长朴志玄是最忙的，他要负责把华北，华东的人口向西部迁移，工厂物资往帝国中西部搬置等等，为此，方云批准成立了一个帝国移民物资安置委员会来协助他工作，以便工作更快更顺利地进行。在华东、华北和东南沿海，大汉帝国秘密修建了机场和雷达站，进一步完善国防预警体系。

罗布泊在若羌县境东北部，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河，海拔780米，面积约2400－3000平方公里，因地处塔里木盆地东部的古“丝绸之路”要冲而著称于世。罗布泊曾经是塔里木盆地的积水中心，古代发源于天山、昆仑山和阿尔金山的流域，源源注入罗布洼地形成湖泊。汉代，罗布泊“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它的丰盈，使人猜测它“潜行地下，南也积石为中国河也”。

这种误认罗布泊为黄河上源的观点，由先秦至清末，流传了2000多年。到公元四世纪，曾经是“水大波深必”的罗布泊西之楼兰王国，到了要用法令限制用水的拮据境地。清代末叶，罗布泊水涨时，仅有“东西长八九十里，南北宽二三里或一二里不等”，成了区区一小湖。西元1921年，塔里木河改道东流，经注罗布泊，使得湖的面积又开始增大达1700多平方公里。注入罗布泊的水，主要有：塔里木河、孔雀河、车尔臣河和米兰河等，同时也部分的受到祁连山冰川融化的雪水的补给，融化的雪水从东南通过勒河流入湖中。

西元1933年8月，帝国地质资源部部长李华光的考察搜索队带着秘密指令进驻到这历史上有名的楼兰古国遗址，当时的情景令人震惊：除开水源外，四处是杂草丛生，荒无人烟。当地的土著罗布人生活几乎是处在原始社会，土匪和盗墓者横行。尤其在罗布泊北面的楼兰古城一带，几乎是成了盗墓者的天堂：在渺无人烟的楼兰古迹，考察队看到最多的就是盗墓者丢弃的锄头。

西元1933年10月，谢峰将军的工程兵部队开始在罗布泊以北200公里的地方开始建设名为龙腾的大型军事基地，同时把包括罗布泊在内的近8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划为军事禁区，命名为“第17区”，级别列为最高。此后，在大汉帝国战场上被俘虏的士兵、罪大恶极的死刑犯和政治犯中的精壮人员与工程建设兵团、农垦军团陆续被派到了第17区，近30万人不分日夜地进行大规模的基地建设。

针对日本帝国在其国内为战争做准备的计划，方云指示情报部门要想方设法打乱日本人的战争准备计划，不能让他们依照计划在他们想开战的日子开战，不能让他们轻轻松松地备战。不光在帝国内部，还要在海外打击他们。

国家安全局开始行动了。

对于日本商人在帝国内开设的工厂、商店，大汉帝国国家安全局统统予以查封没收，并且驱逐了日本在上海的大使，在帝国范围内驱逐日本人。所有的商店不得销售日本的产品，禁止帝国任何人与日本人有所接触，一旦发现，即关进集中营，以叛国罪论处。在国际上，以瑞华股份有限公司牵头，联合帝国的商界力量和日本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抢购物资，尤其是石油、铁砂矿等战争资源物资等等。所有这些极端的措施都让大汉帝国人感到新奇、兴奋，感到自己终于是有了一个强力的领袖了。

这一切，让日本感到措手不及，在国际上又丢了脸面。国内要求惩戒大汉帝国的呼声高涨起来。也让日本大本营颇为为难，按照正常的备战时间，日本最少还需要3年时间，才有能力一举灭掉大汉帝国，如果现在匆忙开战的话，日本国内的经济将受到重大的挫折，并不能支持长久的战争。

西元1934年4月11日，迫于压力日本海军陆战队离开上海租界。

日本帝国内阁的这一软弱性行动，彻底激怒了好战的日本军部，遂爆发了军事政变。一个强硬的军事内阁上台替代了文职内阁，原日本关东军总司令东条英机出任首相。

大汉帝国和日本帝国之间的战争气氛骤然升温。

第四卷第三章

西元1867年，一群武士在日本各势力战乱中获胜，建立了以明治天皇为首的革新派统一天下的局面。他们提出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三大政策，对封建社会制度进行改造。有鉴于近邻大汉帝国的教训，“富国强兵”这一政策对日本影响最大。身处岛国，海洋、火山的灾害不断，资源又缺乏，这些先天的条件使日本民族产生了一种深沉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使得日本人练就了一种审时度势的能力。

在对法、英、德等国进行考察后，日本仿照欧美建立了类似的兵役和军事体制。与之相对应的是，日本的军工从引进、吸收到自行研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接近当时最先进的水平。同时，各类的军事教育机构，如水雷学校、通讯学校、炮兵学校等等也纷纷建立，为将来的军事水平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得到优先发展的日本海军，在日本军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好学勤奋的日本人让日本在明治维新二十年后，进入了军事大国行列。有此政策，军队在日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就处于十分特殊的地位，军方可以直接左右日本的内外政策，并逐渐成为日本社会中最富有侵略性的集团。

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产生的根源。

社会党革命军坚决不同意放下武器接受整编，这让方云感到有点厌烦。他在国家国民委员会上做报告时说：“当我们的国家在经历灾害和战争带来的痛苦时，我们不忘记伸出友谊之手，派遣和平的使者。可是，我们得到什么呢？他们说，他们是不会放下武器的。这是什么意思？原来，他们说要和平是假的，说要联合抗日也是假的，那么我们帝国的军队应该怎么办呢？只有义无反顾地走过去，消灭他们。”

方云在国会的演讲引起了巨大反响，原先同情和支持社会党革命军的有识之士也开始出来大骂社会党革命军不顾大局了，分明就是想抢班夺权。是民贼，是独夫！一时之间舆论滔滔。

这下，华泽民坐不住了，失去了舆论民心，社会党运动被消灭是迟早的事情。他立即在延安发表通电说：“复兴党政府还扣押我党高级人员，这种谈判是没有诚意的，如何进行？”洋洋洒洒写了近万字的文章。

仔细拜读了社会党主席华泽民的通电后，方云大笔一挥，吩咐道：“放人！这下我看你怎么办？”于是社会党赴西安代表团被释放，帝国政府还派了飞机直接把社会党代表团送回陕北延安。

这下，社会党所提的条件方云全部答应了，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社会党革命军只好同意接受整编。在整编方式上革命军又提出异议，说是要把自己所有部队变成一个军。这让前去谈判的金必胜陆军中将非常恼怒，他硬邦邦地说：“原帝国中央军都全部被打散了充实到二线部队进行培训、整编，你们革命军凭什么例外？”

随即谈判不欢而散。跟随谈判的帝国媒体记者如实报道了这一切，全国民众弄得又是舆论大哗，对社会党革命军的谴责声不断。

在和革命军谈判收编的同时，山东、山西、绥远的地方部队收编、整训也是非常顺利的，除了有点麻烦的北京和广东。北京的地方强权军阀第二十九军（甲级）军长兼晋察国民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和李飞耘有很深的矛盾，而且他在北京有十万军队，一直和东北的日本人较劲。在和日本人长年的对峙中，宋哲深刻地感到了大汉帝国军备的孱弱，面对占领了帝国东北的日本军队，常常是有心无力。

李飞耘夫妇坠机身亡、何英清阴谋叛国等大事件过后，帝国的军政大权忽然全部落到了新近崛起的西南土军阀方云的手里，这让宋哲颇为踌躇。从眼前的表现来看，方云是一个坚定的反日分子，可是他对东北军张良将军的处理，又让宋哲有点心寒。对宋哲来说，张良对他是有恩的，没有张良当初的慧眼，也就没有他宋哲的今天。为此，方云让帝国常务副总理兼教育宣传部部长王文宾，前去山东乐陵，探访在老家休养的宋哲将军。

而广东的国民政府，在失去中央政府亲日派的遗老遗少的支持后，已经是日渐衰落。复兴党对广东国民政府的渗透是成功的，广东国民政府中大多数官员都已经倒向了方云，唯有孙科颇不甘心，最后，在方云的再三邀请下和国民政府的多数官员推举下，孙科只有怏怏不乐地进了帝国国民委员会，就任副委员长，而广东的国民政府也随之解散了。

西元1934年6月18日，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方云在帝都南京宣布了特赦令，赦免了一大批人，包括“西安事变”的张良和杨诚两位将军。这一举措深深地收买了原东北军系和原西北军系官兵的心，随即宋哲将军在北京宣布，接受帝国国防部对他的军队进行整编。最后，在陕北的社会党革命军也不得不接受了方云的整编方式。

收到这个确切的消息后，方云笑着对杜英豪说：“呵呵，最后一个也倒下了。下面怎么做，不用我教你了吧？”

杜英豪阴险地点点头说：“我知道怎么办。事情终于是有点意思了。”

“英豪，你要记住了，我们没有站到帝国权力颠峰的时候，可以用一切手段进行阴谋夺权。现在我们已经是站在了帝国权力的颠峰，那么一切手段将用来维护我们的权力和地位。”方云说道，“古人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我们站在了人民这一边，站在了广大无产阶级这一边，但是，国家的经济命脉还是掌握在资产阶级的手中，确切地说，已经是在几大家族手中，李家、陈家、宋家和孔家等大家族手里，这些家族手里控制了帝国约40％的经济命脉，这将是不允许的。”

“主席说得不错，我们的党是不允许几个家族来左右我们的政策的。我们接手的帝国在经济上的确是一个烂摊子，我们在西南三省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是随着移民、安抚和军费，现在已经是颇为困难。”王文宾在一旁说道。

“卑职明白了，我们先拿李家开刀。”杜英豪微微笑了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