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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祐樘思索片刻，轻轻一叹：“确实不是甚么要紧之事，只是我一直左右为难罢了。卿卿一向聪敏，不如帮我分辨一二罢。”

原来，这几日让他深受困扰的是一封弹劾奏折，来自南京户部员外郎周从时。此人对宦官乱政深恶痛绝，提出必须免除那些不称职的宦官，并且追究他们的罪责。这句话倒也不错，朱祐樘也觉得迟早必须仔细考察外派出去镇守一方的那些宦官是否称职。但周从时却有更明确的目标，认为要将汪直、钱能、蔡用等人都绳之于法、重新审办。

汪直与钱能、蔡用都是先帝朝的奸宦，尤其是汪直，祸乱朝堂之害不亚于后来的李孜省。不过，由于汪直不满现状，渐渐掌控兵权且有效仿王振的嫌疑，加之当时东厂提督尚铭和李孜省的挑拨离间，先帝便逐渐疏远了他。饶是最终他失宠，先帝念及多年的主奴之情，也不过是将他贬为南京御马监罢了。

汪直失宠已是数年前的事了。可文官与言官素来记性奇佳，连被尚铭牵连的萧敬都屡屡受到弹劾，更不用提曾经横行霸道的权宦汪直了。周从时的一封奏折犹如星星之火，瞬间便点燃了言官们的热情。这些时日以来，弹劾汪直的奏折一直不曾断过，已经在御案上摞成了一座小山。

“汪直之罪，当年父皇已有评断，若是再审，难免有不敬父皇之嫌。”唯有对着自家皇后，朱祐樘才能坦然地说明自己的顾虑，“不过，以是非曲直而言，我也觉得，父皇对他确实过于宽宥。他的下场不足以震慑那些想弄权的宦官，于日后贻害无穷。”

自从处置完梁芳韦兴之流后，朱祐樘对是非对错的衡量标准便是《大明律》。汪直所犯之罪，虽不及梁芳事涉谋逆，却也并不是贬去南京御马监便能了结的。至少，同样被贬的尚铭可是去了南京孝陵司香，成了底层的小太监。汪直却依旧是大太监，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有了这样的对比，也难怪言官们按捺不住了。

“原来如此，万岁爷觉得于情于理汪直确实该严惩，却又不能轻易违背父皇当年的旨意，所以心里才一直无法做出决断。”张清皎略作沉吟，“若是不提其他，只考虑万岁爷的本心呢？万岁爷想如何处理此事？”

朱祐樘眯了眯眼，毫不犹豫地道：“重审，定罪。”

作者有话要说：历史上，孝宗放过了汪直

这一点也一直被人诟病

但我觉得，他肯定有自己的考虑~

第174章重审定罪

“既然万岁爷并不想放过汪直,又何必苦苦守着父皇当年的评断呢？说句大不敬的话,即使是尊长,也会有感情用事的时候。当年父皇一怒之下将戴先生贬去了凤阳，万岁爷不是也将戴先生好好地接回来了么？这种举动，其实只关乎是非对错，与‘孝道’无关。”

张清皎不疾不徐地道：“父皇待汪直宽容,应当也是因着心软之故。毕竟是陪伴他多年的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若是此事确实有错,又为何不能悄然更正呢？不必大张旗鼓地重新审判定罪,只需锦衣卫与东厂处理即可。看在父皇的情面上,断罪的时候也可稍宽容一二。如此,既明面上顾全了父皇的宽容,实际上也能让他得到惩罚。”

对于此世推崇的“孝道至上”，皇后娘娘时常会觉得很无奈。她从后世而来，自然并不觉得权威与尊长永远都是正确的,都是不能质疑的。她所认同的“孝”，是合情合理的“孝”，而不是一味愚孝。但在如今的时代，对尊长的质疑在某种程度上便会被视为“不孝”，推翻尊长的评断也同样是“不孝”。而“不孝”的名声，连皇帝都无力承受。

正因为顾虑到“孝道”,朱祐樘才会如此左右为难。否则，他大可不必将弹劾的奏折都扣在御案上，迟迟没有给出批复。早在瞧见周从时的奏折时,他便已经立即朱笔批红，直接让人从南京将汪直带到京城，会同三司审理此事了。

“卿卿所言确实有道理。但父皇待汪直宽容，也不仅仅是因着心软的缘故，而是他的确在边疆立了不少功劳。当然，便是功过相抵，也须得仔细审理清楚，方能真正服众。否则，此事会一直成为言官们的心头刺，不仅影响他们对我的看法，更会影响他们对父皇的看法。”朱祐樘道，“过便是过，功便是功，必须分说明白，也须得借此给言官立一立规矩。不然，他们只会一味感情用事，弹劾任何人都不分是非证据。”

“倒是我想得太简单了。”张清皎蹙起眉，“原来万岁爷另有考量。既然如此，不如将这些想法都告知内阁与六部，让他们来想出合适的解决之道？毕竟，这群重臣都是国朝中最有才学之辈，本便应当替万岁爷分忧解难才是。”

“他们亦是各有想法，未必会按我的意思行事。”朱祐樘摇了摇首，苦笑道，“那些个格外古板的重臣，与绝大多数言官没有任何不同，对内官都有偏见。若让他们来商议，一定会坚持要从重处置。”

“偏见是能够渐渐消除的，戴先生身为内官，不也广受群臣的尊重么？想必萧伴伴也是如此，只要行得正、坐得直，谁都无法说出甚么不是来。这样的内官越多，长此以往，文武大臣对内官的看法便会截然不同。”张清皎宽慰道，“就此事而言，我相信，真理愈辩愈明。只要有理有据，他们定然都会被万岁爷说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