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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没按免提，但从高总说的话能听明白大半。高总问的是笔记本上细写的案子，接电话的大概是省高院的什么人。乔若茜原以为此案还没过上诉期，余家想借记者争取舆论支持，但从高总略带诧异的追问，她发现那竟是省高院的终审判决，一审余父是判刑二十年，余二哥等也判了三到五年不等刑期。

乔若茜心中火起，绑架妇女儿童是犯罪，犯罪分子武力对抗警察，警察还不能开枪?就因为他们有山民身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空话?至于余父“越权召集民兵”，众所周知我国目前阶段警力严重匮缺，光靠警察去解救，给那帮山匪送菜?可恨，这还是警察家属被绑架，如果是平头百姓，岂不是没救。

本来她还想为民工说说话，现在再没这心思了!她会想到绑架案频发与拖欠民工工资有关，是因为街机厅前的绑架案，知道她们救人、导致人贩子被群众打死的只有江主任，她想借此令小江筒子守口如瓶。但昨晚和江主任谈过后，她便知道没这个必要，江主任不存在告发她们的动机。今天她会旧话重提向彭boss进言，主要是存了为底层打工者请命的心思，但换个角度看，早在改~革开放前没有农民工入城打工时，此地绑卖妇女就是习俗，现在愈演愈烈罢了。md统统是山匪，不值得同情!

看高总放下电话，她缓缓道：“余家姑侄被绑卖是一个典型案例，法庭这么判，媒体报道后，会激起人们心中强烈的不平。余家和民工八杆子打不着，多弄几个家里没有老板的受害者案件，让受害者站出来现身说法，将人们的视线转移到山区恶劣的民俗上。”

高总颔首，摸着下巴道：“绑卖妇女和拖欠工资并没有必然关系，从去年七八月开始我们省绑架案便居高不下，那会距年终结算还早呢。”

作者有话要说：有些案子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不提九零年代，说一个我知道的两千年后的交通案：我一位老师的朋友，不是老板，是一个有身份地位的人，他某日因工作原因驾车经过某山村，突然一辆摩托横刺里冲出来撞上他的车。驾摩托的是个十五岁的少年，身手奇高，摩托车报废，而他只是擦伤。然后倒霉的车主被村民围困殴打，同行的人打电话求救。武警去了，车主却解救不出来，村民们要车主拿出一百万赔偿，后来车主赔了五十万得以脱身。如此典型的碰瓷，车主被打的不成人型，那个村的人袋袋平安一点事没有。

荒唐案件时有，炮灰将这个案子写在作话中，是事后警察告诫：“出了车祸赶紧驾车逃走，千万不能停车，逃走了再报警。”

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驾车逃走是违法好不好?而且转眼大帮村民涌上公路，撞死人怎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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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多事之日案叠案

乔若茜本想借贩卖妇女儿童案频发为民工说说话，大作用起不了，起码让彭氏重视这个问题，最好能给旗下民工结清工资。结果被石岭村案的判决激怒，一举想起买卖媳妇是民粹，和老板拖欠民工的工资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进而想起“我穷我有理”也是民粹，以至于法庭判决都带着偏向性，不能忍受!

怒气加上要帮彭氏开脱，她提议“将人们的视线转移到山区恶劣的民俗上”。

然而“转移”这个词明显用的不妥，人贩子绑卖城市妇女，是源于山区有买卖妇女的传统，和企业拖欠民工工资扯一块未免牵强了些。但她尽管恨“山匪”，仍下意识同情民工苦干一年拿不到血汗钱，毕竟她也是打工族中的一员，高级点罢了。遥想刚吃文字时，被压低稿费甚至拿不到稿费，对民工的不幸她无法不感同身受。因而所以，不管有关无关，明示不便就暗示，以示本记者是这么看的，其他记者大有可能也这么看，彭氏且看着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