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1 / 2）

廷到地方官员，处处都有人为难他。尤其是咸丰本人，虽然要依赖曾国藩抵抗太平军，但他骨子里对曾国藩这个人十分反感，所以他不支持曾国藩，曾国藩和他的湘军的日子当然就难熬多了。

曾国藩痛定思痛，反思过往，认为咸丰之所以对他抱有那么大的成见，方面是满族贵族忌惮他汉人带兵。但除去这个面上的原因，当年强项令似的当廷背书事件搞得年轻的咸丰下不来台，更是个深层次的原因。所以曾国藩反思说，自己忠言直谏的出发点固然没错，但这种恃强凌人，把别人逼到死角的做法却实在不可取。

所以曾国藩认识到自己这个强项令和汉代那个强项令，虽然在大臣斗皇帝的博弈中都获得了胜利，可就斗争智慧而言，却远不如宋代的那个无名氏的落牙臣。因为只有那位落牙臣的行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以柔克刚的智慧。

首先，曾国藩董宣魏徵都是以刚克刚，而落牙臣在与宋太祖发生正面冲突后，采用了种表面看上去和风细雨的方式，最后却同样达到了克刚的目的，这就叫以柔克刚。

其次，落牙臣的柔，不是柔弱，也不是无原则的退让，更不是阴柔与阴险，他的柔是种非常智慧的表达方式。他趴下来满地找牙，还把牙擦干净了好好收藏起来，这在赵匡胤面前简直像在演小品，不仅成功地吸引了赵匡胤的注意，也成功地化解并转移了赵匡胤的怒气。

再次，落牙臣的柔是种绵里藏针柔中带刚的绵柔。面对飞扬跋扈的开国皇帝，他表面不争，内里却丝毫不作退让。这种用原则作为后盾的默默坚持，在满地找牙的谐趣行为中，显得底气十足，同样，也韧劲十足。最后的结果，自然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再次，落牙臣的柔既然能克刚，说明这种克刚的智慧本身就孕育了刚的内涵。他的坚持就是刚，他的原则就是刚，柔只是他达成目的的手段。所以说刚柔相济，刚其实是目的，柔其实是手段。所谓以柔克刚，则是说在实践行动中柔的手段比刚的手段更为可取罢了。

这就要说到柔的手段为何更为可取，也就是为什么柔能克刚了。

曾国藩后来在家书中谈到这点时，认为这智慧来源于大自然。他说：“近来得见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曾国藩全集·家书》说明他的刚柔观是参透了大自然的规律得来的。他中年后喜欢读老子的《道德经》，老子说“飘风不终期，骤雨不终朝”，是说大自然中那些刚猛的力量，哪样能持久呢？大风大雨绝不会持久，只有和风细雨，才可绵绵无穷。

老子又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是说自然界里总是最柔软的事物战胜最坚硬的事物。这怎么可能呢？其实也很容易理解，水滴石穿嘛。

我们常说上善若水，说水最具有韧性。其实这种说法不对，因为水是液体，不是固体，从物理上说，只有固体才谈得上韧性。但我们都觉得水有韧性，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种感觉是种移觉，我们把水滴石穿中水在时间上的那种延续性当成了种韧性。恒久绵长，坚持不断，就是柔弱水滴所具有的最大的韧性。

所以，你看自然界里总是柔的面才具有这种时间上的韧性，而刚的面往往不具备时间上的韧性，所以自然界里总是柔的面具有恒久的生命力，这就是以柔克刚的自然智慧。

这就像著名的千零夜的故事，残忍的国王每天都要杀个人，善良的宰相之女自愿嫁给他，每天给他讲个奇特的故事。国王开始是因为要听故事才不杀她，后来，也就是讲了1001个故事过了1001夜后，残忍的国王终于被时间化解了戾气，终于明白了真爱，终于被这个柔弱的女子所感动，并最终改邪归正。这就叫水滴石穿，这就叫以柔克刚。

所以曾国藩在家训中也说：“柔顺，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曾国藩全集·家书》其实就是抱残守缺的意思。为什么要抱残守缺？因为这样才有发展的空间，才有时间上的韧性，这就是来自大自然的柔能克刚的智慧。

曾国藩中年以后，因为带兵打仗，也因为兴办洋务，经历过许许多多的挫折和磨难，算是阅尽了世情历尽了沧桑，所以他的行为哲学总离不开刚与柔的运用。在传说为他所作的《冰鉴》书中就专有《刚柔篇》，下分“总论刚柔”“论内刚柔”“论外刚柔”。当然，基本可以确定这本书只是后人借曾国藩的名伪托，但即使这样，也说明后人对他刚柔观的普遍重视，而他的家书文集中也确实有着大量有关刚与柔的论述。

事实就是这样，人类本就来源于自然，这种刚与柔的自然智慧也应该在人类的世界里得到体现。

曾国藩因为喜欢老子，所以晚年常给孩子们讲这样个故事：

老子在老师常枞临终前去看他，老子问老师还有什么遗言或道理要告诉学生。常枞用最后的力气张开嘴，对自己这个聪明的学生说：“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吗？”

老子说：“舌头还在。”

常枞又问：“你看我的牙齿还在吗？”

常枞这时已年近百岁，牙齿也早已掉光。于是老子回答说：“牙齿都不在了。”

常枞说：“你明白了吗？”

老子说：“明白了。”

常枞说：“很好，很好。”

然后，常枞含笑而逝。

老子明白了什么？常老师又说了什么？

舌头是柔软的，所以还在。牙齿是刚硬的，所以早就不在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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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高

曾国藩向来以理学宗师自命，为人讲究副敦厚面貌，可实际上他是个野心非常大的人。当然，好听点说，可以说他是个志向非常大的人，所以他本人非常讲究立志。他在家训里曾经教育他的两个孩子说：“为人须先立坚卓之志。”《曾国藩全集·家书》就是说立志是人生第件事。他甚至还说：“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曾国藩全集·家书》你看，这话固然是在说要立志，可着眼处却在要做“圣贤”与“豪杰”，这种志向或者说野心，不可谓不大吧。他甚至还写过副楹联，很简单，只有八个大字，叫“另起炉灶，重开世界”。这话真是掷地有声，真可谓气象阔大，志向非凡。

因为自己志向远大，而在家训中也频繁地教育别人要志向远大，所以曾国藩自进入仕途后，眼界直很高。再加上他当京官的十年仕途特别顺，十年七迁，连升十级，号称汉人官员中独无二，这就更让曾国藩自命不凡了。所以他后来出山办团练，跟别人都不样。别人就把团练当民兵办，唯独他把团练当湘军办，归根结底，还是他心气高眼界高，所以也高。

但我们知道，万事万物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帆风顺的。你的心气高眼界高自然没问题，那是你主观的意识。但要想事事都高，都办得水平高，都心想事成，那就厢情愿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这种想法很好，但想法再好也是你自己的事，所以怎么想都没问题，可你要付诸实践的时候，就要问问月亮和鳖同不同意了。甚至，现实中最难的地方还不在月亮和鳖，而在九天和五洋，你怎么上得去？你怎么下得了？这才是关键。

事实上总是“想法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现实反倒往往是期望值越高，失望值也就越大。当然，曾国藩也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但“道理”这个东西，陆游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曾国藩的家训智慧人生智慧，都是在经历了丰富的现实挫折之后，才有质的升华。比如他对做事高低的认识，就有个非常典型的现实转换过程。

我们知道，1851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1852年，曾国藩母亲去世，他回湖南老家给母亲守丧。曾国藩还没回到湖南老家，太平军就已经打到了湖南。后来，太平军在湖南没有多做停留，而是风卷残云，打到湖北去了。这时，清廷官僚腐败透顶，政府的正规军点儿战斗力也没有，面对太平军只有节节败退。咸丰皇帝没辙儿了，死马当作活马医，让在各地闲居的朝廷大臣组织建立团练，也就相当于民兵组织，来协助政府军抵抗太平军。

曾国藩回家守丧之前，官居礼部侍郎，也算是个副部级干部，在湖南当地，可是个大官。所以，湖南当地的团练，朝廷的意思，包括湖南地方上的意思，都是要请曾国藩出山来办。

可曾国藩不愿意，来他以儒家知识分子自命，儒家最讲孝道，曾国藩要为母亲守丧，所以出来带兵办团练这种事，他是不愿意干的。二来他也把不准，看不清楚出来办团练和太平军对着干这种事到底有多大风险。三来全国各地都让办团练，当时总共有四十多个地方办团练，都属于小打小闹的事儿，这种局面，曾国藩就更不愿意来凑这个热闹了。

关键的时候，还是曾国藩的好朋友郭嵩焘出马，劝服了曾国藩出山。而郭嵩焘劝服曾国藩的秘诀主要有两个。

个是他把握住曾国藩志向大野心大的心理特质，说太平军的教义是基督教文化，这对中国传统的孔孟文化来说是灭顶之灾，而你曾国藩直以儒家传人自命，这时候应该挺身而出，拯救儒家传统文化，建成万世不朽的功业。

第二个关键之处在于郭嵩焘告诉了曾国藩个小道消息，说曾国藩这个团练大臣和其他地方的团练大臣并不样。因为咸丰下旨让各地办团练之前，曾专门把理学大师，也是当时的大名士唐鉴请去请教，唐鉴当着咸丰皇帝的面，就只推荐了曾国藩，说曾国藩才堪大用，办团练之事只有交给曾国藩才可以成功。也就是预言天下团练，必将唯曾国藩马首是瞻。

这两个理由说，曾国藩彻底动心了。为什么呢？因为曾国藩心高气傲，向来讲究“名不正则言不顺”。现在，他这个湖南团练大臣，隐然是天下团练的领袖，而且肩负着拯救天下的重任，甚至还肩负着拯救传统文化的重任，这下曾国藩的使命感和信心都迅速爆棚，终于毅然决然地出山，开始了他创造传奇的后半生。

为什么说他信心达到了爆棚的地步呢？

这么说是有根据的。

曾国藩出山任湖南团练大臣，不仅是唐鉴亲自推荐咸丰皇帝亲自任命的，而且是湖南当地官场千请万请请出来的。当时的湖南巡抚张亮基听了左宗棠罗泽南等人的劝告，心意要把曾国藩请出山做这个团练大臣。现在曾国藩千呼万唤始出来了，张亮基对曾国藩办团练那是无条件地支持。曾国藩向来信奉两句话，是“名不正则言不顺”，是“在其位，谋其政”。现在，他名又正，言又顺，又在其位，所以立刻大刀阔斧地搞起了军事改革。

为什么说他搞的是军事改革呢？

因为他不仅办团练，还要重新整训湖南当地的政府军绿营。按道理他只是团练大臣，所以只负责团练的事情，可曾国藩认为他这个团练大臣肩负的是抵抗太平军的重大使命，要抵抗太平军，自己这边的军队得有战斗力才行，所以不只团练，团练只是辅助，绿营才是主体。现在绿营战斗力低下，军队上下浮夸成风，不整训不改革怎么行呢？

所以我们说他的信心达到了爆棚的地步，他自己认为是在其位，要谋其政，而且要谋大政，所以雄心万丈大包大揽雷厉风行地开始了他的整军计划，可过了没多久，信心爆棚的曾国藩就捅了大娄子，跌了大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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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大跟头

有天，曾国藩正在衙门里办公，突然有人来报，说绿营兵聚众闹事，已经跟团练动上手了。

曾国藩不由得大为恼火，心中的怒火腾地就蹿了上来。他自出山以来，虽然没打过仗，但带着他的团练也镇压了不少当地的帮会，也杀过不少人，还声势浩大地搞了场整军改革，所以他很有成就感，平常也副带兵大将的范儿，现在听有绿营兵闹事儿，曾国藩“啪”的拍桌案，气宇轩昂地来了个标准的拍案而起。可曾国藩刚刚拍案而起，话还没说出来呢，只听外面阵大乱，然后“呯”的声枪响，发火铳的散弹正从他脑门上边飞过。曾国藩吓得缩脖子，感觉脑门上阵凉飕飕得直冒冷汗。

原来他还没来得及发脾气，大帮闹事的绿营兵已经打到他的衙门里来了。门口的团练想也想不到，所以拦也拦不住，这些人下就打进了衙门，已经有好些团练受了伤了。

曾国藩看大事不妙，危急关头，求生的本能立刻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掉头就往后门跑。

跑出后门，跑到哪儿呢？曾国藩的团练衙门旁边就是巡抚衙门，当年张亮基为了表示对曾国藩的尊重，特意在巡抚衙门旁边为曾国藩设了办公地点，看来他还是很有远见的。曾国藩后门出来，掉头就跑进了巡抚衙门。干什么呢？找人救命。

找谁救命呢？当然是找湖南巡抚，也就是当时的省长救命。

可问题是这时候的省长已经不是对曾国藩无条件支持的张亮基了。新省长骆秉章就在曾国藩的院子旁边，他要是帮着曾国藩，他早就出来制止兵乱了，他毕竟是省之长，再加上跟绿营也没什么矛盾，所以他出来肯定管用。可问题是曾国藩那边闹翻了天，他这边根本就无动于衷，说明他根本就是看热闹的。

现在曾国藩像丧家犬样逃到巡抚衙门里来了，骆秉章看看，也不好意思不出面了。问题是他的出面，却让曾国藩更加无地自容。

骆秉章带着衙门里的人出来后，面对这帮闹事的士兵，根本不追究这些家伙开枪伤人的责任，反而代曾国藩向大家道歉，说是某些领导不负责任，才导致大家生这么大的气！好言安抚了半天，才把大家劝回了营。而他转回头，面对失魂落魄的曾国藩，连句安慰的话都没有，就掉头回自己的巡抚衙门了。那意思是我眼不见你心不烦，拜托你曾国藩以后自觉点，少惹这烂摊子的事儿！

这下，满长沙上上下下的官吏，日之间，把这事儿传得是沸沸扬扬，大家说曾国藩干涉绿营，纯属自取其辱，大家都把曾国藩当成了笑柄。曾国藩自己呢，也觉得窝囊透了，可没辙啊，骆省长不支持他，绿营又拿他不吃劲，于是他的地位和影响都下子落千丈。

令曾国藩苦闷的是，他办团练，整绿营，本来都是名正言顺的事，而他在其位谋其政，为什么偏偏会落得个如此下场呢？

这时候的曾国藩还没认识到自己的做事风格有问题。他在长沙栽了个大跟头，眼看着成为长沙官场的笑柄，这个省会长沙城看来是待不下去了。曾国藩强忍口气，把他的团练队伍拉到了衡阳，在衡阳蹩足了口气，招兵买马，苦练内功，终于把千把人的团练队伍练成了万七千人的湘军，并以此登上晚清的政治舞台，使湘军成为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第支地方武装。

但曾国藩退避衡阳，只是种忍的功夫，他并没认识到自己在长沙到底错在哪里，他甚至在很长时间里都只是味地埋怨长沙官场对他嫉贤妒能，直到五年后，当另个大挫折大跟头到来的时候，曾国藩才最终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了哪里。

五年后，也就是咸丰八年，曾国藩面临着个更大的困扰，这个困扰在他自己看来，比当初的长沙受辱退走衡阳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前年，也就是咸丰七年的时候，曾国藩正在江西跟太平军鏖战。这个“鏖”，本来是吵闹激烈的意思，但有时可以通假为苦熬的“熬”。对于曾国藩来说，在江西的日子，用“熬战”来描述可能更适合些，因为他当时相当煎熬，不仅因为对手是太平军里最能打仗的石达开，而且他的湘军还面临着断饷断炊断后勤的危险。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仗这回事儿，后勤倒是第位的。曾国藩后勤危机，倒不是因为石达开断了他的粮道，而是因为句话，曾国藩被断了后勤。哪句话呢？就是他本来特别喜欢的那句“名不正，则言不顺”。

曾国藩作为湘军的统帅，这时候他的官职是以兵部右侍郎的名义署理湖南团练大臣，这个“湖南团练大臣”在湖南还马马虎虎，虽然别人也拿他不吃劲，但湖南当地官场多少还是给他面子的。现在他这个湖南团练大臣到了江西，别人就根本拿他不当回事儿。虽然他曾国藩的湘军才是跟太平军作战的主力，可江西当地官场只受他保护，却不肯提供军饷。湘军的军饷基本上还是靠湖南湖北勉强维持。

曾国藩对此非常恼火，跟江西巡抚陈启迈斗了好几回，可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名不正，言不顺”啊，你曾国藩再牛，你没有地方政府的行政权，你还是没辙儿。曾国藩虽然不停地向朝廷抱怨，可咸丰也不支持他，所以他在江西的日子简直就是煎熬。

这时候，刚好发生了件大事，曾国藩他爹死了。曾国藩看，正好抽身而退，以回家奔父丧为由，也不请示，也不打报告，擅自离岗，撂下江西的烂摊子，跑回湖南老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