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1 / 2）

代庖，冲动失策。后来痛定思痛，退守衡阳，发奋励志，练兵为先，终于将数百人之团练练成万余人之湘军。后来太平军回攻湖南，长沙求救，甚至咸丰皇帝连下四道圣旨催促湘军出山，曾国藩却能不为形势情势所动，也不为圣命所迫，坚持到脚跟立定，万事俱备，方誓师出山，结果战而获湘潭大捷，二战由湘入鄂，三战武昌大捷，湘军从此威震天下，曾国藩也才能成就后来之曾国藩。

如今上海滩头，更胜当初之长沙衡阳。至于整顿吏治兴办洋务战立威，都非头等大事。头等大事只有件，就是立定脚跟，这就是“深沉”！认识到这点，就是“胸中自有定见”！

李鸿章本是聪明绝顶之人，在曾老师再提醒教导下，收拾起颗青春冲动的心，整整数月，窝在上海滩里，任情势再危急，任道道圣旨道道军令催下来，就是憋着劲儿不动，只知苦练淮军。所以淮自湘出，湘军淮军都有个特色，就是练兵练得非常扎实，曾国藩总结为“扎硬寨，打死仗”，这就是立定脚跟的定见。

守着曾老师立定脚跟的定见，李鸿章不为事态所动，却招来了无数的指责与非议。但他既然能不为事态所动，又焉能为人言所动？就在这种“任尔风狂雨骤，我自岿然不动”的坚持中，李鸿章在上海扎扎实实地立住了脚跟。数月之后，淮军在与太平军作战中战功成，力克李秀成数万大军。李鸿章就此在上海打开了片新局面。

就是从上海滩开始，李鸿章开始了他的淮军时代，也开始了整个晚清政坛的李鸿章时代。

其次，定见不是顽固不化，不是固步自封，是对大原则大趋势的把握。

毛泽东曾评曾国藩说：“观其收拾洪扬役，完美无缺。”《毛泽东早期文稿》

“完美无缺”的评价实在有些夸张，当然毛泽东作为曾国藩的铁杆粉丝，再加之大家都是湖南人，韶山冲离荷叶塘本来也不是很远，所以有些夸大誉美之辞也是正常。事实上，曾国藩作为个军事家，在战术上实在不能与当时诸名将相提并论，更不用说与古之名将相比肩了。我们从他不听李鸿章的劝告，执意要把湘军大本营扎在祁门盆地中，以至被太平军团团围困差点被活捉的指挥水平，就可见他战术上并无什么过人之处。

但毛泽东评其军事上的“完美无缺”，并非指每场局部战斗，而是指“收拾洪扬役”而言，也就是指整个剿灭太平天国起义的战争，这是种全局性的战略性的评价。正是从全局与战略的角度出发，同样是战略大师的毛泽东的评价，才显得别具眼光。

曾国藩在教导他的弟弟树立正确的军事作战思想时曾再强调，与太平军作战要“舍枝叶固根本”《曾国藩全集·家书》这其实不只是种军事智慧，更是种行动智慧与处世智慧。

在与太平军长达十数年的作战过程中，曾国藩直认定个战略原则，那就是因地制宜。因为与太平军作战战场主要在长江中下游带，所以要坚定地按照由西向东的作战趋势，沿长江中下游线逐步压缩太平军的战略生存空间。因为这总的作战原则的确立，所以他大力发展水师，使得水师在长江流域的战斗力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而湘军水师也成为了后世近代海军的源起。

因为水师的压倒性优势，使得湘军陆营可以在每个沿江战略据点展开持久性的鏖战，曾国藩并因此确立了陆营“扎硬寨，打死仗”的战术原则。于是湖北武昌江西九江安徽安庆江苏南京就成为了沿江而下四个争夺的核心堡垒。

湘军水陆两师坚守这总的战略原则不动摇，任太平军时有声东击西南突北击围魏救赵之灵活术，任朝廷时有左调右迁朝令夕命之瞎指挥，也任友军绿营有隔岸观火东堵西截疲于奔命之狼狈相，却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战略中，最终赢得了整场战役的胜利。毛泽东评其“完美无缺”，正是对曾国藩作为战役决策者能如此把握战略趋势与原则的种敬佩与叹服。

当然，真正对大原则大趋势的准确把握并不是简单固守成不变。曾国藩的定见体现在既能坚持，又能应势而变，顺应乃至引领时代发展的潮流。

曾国藩介书生带兵，却能凭己之力剿灭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这固然是个奇迹，但他能以代大儒理学宗师标准儒生的身份开辟洋务运动，这更是个奇迹。

个人，尤其是个知识分子，尤其是个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下的儒家知识分子，心中所谓定见，最容易囿于固有的学识偏见，由固执而渐至偏执。中国自古以来的“文人相轻”便是这现象的最好注脚。甚至直到晚清末年，多数儒家知识分子还是不能客观公正地看待西方科技文明，只在夜郎自大的文化自闭中视之为蛮夷之术。曾国藩却不然，他能跳出自我知识储备的局限，看清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并因此勇敢地走出向西学学习的步，这正源于他心中更为强大的定见。

曾国藩在晚年曾于家书中向孩子袒露心声，以为平生有三大耻，其中不懂以“天文算学”为代表的西学即为第耻，这方面说明了他博大的胸襟，另方面也说明他对西学确实无甚所知。事实证明，这也并非是他的自谦之词，当他欲为李善兰的《几何原本》译本作序时便感力不从心，知无所知，因为对此完全门外汉，所以只得让擅长西学的曾纪泽多为学习后方代为作序。

曾国藩是个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人，既然不懂，还要强为李善兰作序，目的只有个，要以自已方诸侯文坛盟主之地位为李善兰作学术声名的弘扬与张目。因为他知道，这类令他茫然的西学，才是决定当时社会走向的关键。

于是他建立近代最早的工厂与企业，于是他首开翻译西方科技名著的翻译馆，于是他支持容闳的留学生计划，于是他开辟了中国农业文明向西方科技文明学习的洋务运动。

这些，为他身后赢得了巨大的声名，但在当时，却引来了无数的非议与嘲讽！

即便在洋务派内部，也有过犹不及的偏颇。当奕訢等当权者主张股脑地唯洋人是举引洋兵以为剿灭太平天国的内助时，曾国藩又提出：

“中华之难，中华当之。有自强之道，不因艰虞而求助于海邦。”《曾国藩全集·奏稿》

可见他的学习，他的洋务，是源于自强之道的定见。所以他在总结洋务的本质时，曾论及当时之困境与对外之关系时说：

“时事如此，忧患方深。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曾国藩全集·书札》

能有自强的定见，所以不惜向所谓“蛮夷”之邦学习；能有自立的定见，所以不求装模作样的表面文章。曾国藩的此种观点可以说是后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早张目。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曾国藩应该是其中最重要的环。之所以能够如此，答案只有个——曾国藩心中自有对自立自强之原则与对世界发展趋势的把握。

这才是“六辔在手”“万流赴壑”的定见。

再次，定见源于对人生信仰的追求，源于对人生追求的坚持。

曾国藩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说过句名言，他勉励儿子曾纪泽要建功立业，要有远大的抱负，但他却提醒儿子说：

“要于世间撑持事业，须先立定脚跟始得。”《曾国藩全集·家书》

在曾国藩看来，如果人生是棵大树，时时不忘记根的坚持，也就是“立定脚跟”，才是在人世间“撑持事业”的关键。

般对于这句话，较为通俗的理解是“立定脚跟”是“撑持事业”的先决条件，于人生之树的生长而言，意味着先要扎根，先要立志，才能长成|人生的参天大树。但曾国藩除此之外，另有深意，他在“立定脚跟”之外又说，即使在人生事业的撑持过程中，当面临种种困惑与挫折与迷惑与艰难时，还要学会“内断于心，自为主持”《曾国藩全集·家书》。毫无疑问，这种“自为主持”的决断当然不是盲目的固执己见，而是对人生根底的坚持，即对当初“立定脚跟”处的坚持，这种坚持就是对人生信仰的追求与对人生追求的坚持。

这种坚持，正是“心中自有定见”的源泉。

曾国藩自身自不待言，其人生战事与仕途纠葛，其间几起几落，面临自杀的困厄便有数回，而他自称最终能够坦然面对的最大力量来自于个儒家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理想。

所以，当他以母丧的理由拒绝出山办团练时，郭嵩焘用儒道将亡文明不存的激将语就能激之出山。

所以，当他因江西战场的不得志而离职回乡后，左宗棠责以不忠不孝竟能使他自惭形秽。

所以，当至交好友都劝他不要涉身犯险去处理天津教案甚至预言他必将因此而身败名裂的时候，他却能大义凛然，抬棺赴命，只因忠君之事，义之所在，实在避无可避。

所以，他生虽起起伏伏，在很多事上也备受世人非议，却能在身后获得代大儒谥曰文正的令名。

所以，他身后的百年虽然毁誉参半，甚至毁大于誉，但历经时光的磨洗，其人生的光芒处至今却依然被人不断提及。

根本原因，都在于他的人生与信念里闪耀着理想与信仰的光芒。

曾国藩自己以此立定人生的脚跟，他教给孩子最大的人生智慧也正在这里。他曾经在家书中明确地告诉两个儿子立志与确立人生信仰的重要，但要确立怎样的人生志向与信仰他又不明说，而是从读书上来介绍自己当年的经验，说书易多读，但又不宜乱读，至若十三经与二十四史等儒家经典则是需要用生翻来覆去以至终身阅读的关键。

至于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经典来读，曾国藩的答案是：“先立坚卓之志，可求变化之法。”《曾国藩全集·家书》

“变化之法”自然是临世与临事时对趋势对原则的把握，是种行动的智慧，也就是“心中自有定见”的表现，但“变化之法”自“坚卓之志”而来，这就说明了理想与信仰的确立正是心中定见的源泉。

个人以为曾国藩对子女影响最大之处就在这点上，这从曾纪泽身上看得尤其鲜明。曾纪泽自幼体质孱弱，出使英法时就时有肺疾发作，当他在英国听到伊犁割让给俄国的消息后，当时大叫声口吐鲜血晕厥在地。醒来后，曾纪泽拖着沉重的病体向朝廷主动请缨，在身兼英法大使的同时，立刻就任俄国大使，并马上奔赴彼得堡，开始了长达年之久的外交谈判。期间，很多人都以为他的身体无法支撑如此沉重的外交使命，而把已经割让出去的伊犁要回则更像是起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心中自有定见的纪泽孤身在俄，自为主持，竟然虎口拔牙，斗智斗力，最终凭外交谈判要回了伊犁，创造了世界近代外交史上的奇迹。

国学大师俞樾因此评价曾纪泽赴俄之举为“折冲樽俎，夺肉虎口”，并生服膺曾纪泽。近代著名学者薛福成则评价曾纪泽的外交功绩可当“丰功伟略”之称，并论曾纪泽之所以能以羸弱之躯担此重任，“要在得文正之庭训多矣！”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看来，薛福成认为曾纪泽的成功正是曾国藩这位父亲教育的成功，而曾国藩教育的最成功处应该既有“坚卓之志”的影响，又有“变化之法”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包含着理想与信仰的光芒，又包含着“心中自有定见”的智慧。

人生就是这样，有思路才有出路，有定位才有地位。所以曾国藩说人生“只有在己者靠得住”，之所以要靠自己，因为“坚卓之志”“变化之法”定见理想与信仰，永远都只在自己的心中。

有首寓言诗说：“曾子杀人闻，曾母静纺布。接二连三顾，曾母逾墙速。”

这首诗是说曾国藩的老祖宗曾子曾经住在费这个地方。费人有与曾子同名的人杀了人，有人就来告诉曾子的母亲说：“你儿子杀人了！”曾母说：“我的儿子我了解，我儿子不会杀人的！”说完还是若无其事的织布。过会儿又有人来说：“你儿子杀人了！”这回曾母听了没吭声。过会又有人来说：“你儿子杀人了！”曾子的母亲害怕了，想想，丢下织布机就跳墙跑掉了。

这故事方面说明了人言可畏三人成虎，但另方面也说明要想真正做到“心中自有定见”，做到“内断于心，自为主持”该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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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话唠”

我们前面讲过曾国藩“挺身入局”的家训思想是他十八条“挺经”宝典的出发点与关键所在，那么曾国藩所主张的“挺身入局”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有种世俗化的入局方式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下非常盛行，它的名字叫“交际”。在现代，它搭上了学术的边儿，美其名曰“公共关系学”。但在传统乃至当下的中国，它都更典型地体现为种酒桌文化饭局文化。所以，所谓的“入局”在中国的交际环境下往往演变成了“入饭局”。

曾国藩也曾经是这种“入饭局”交际文化的实践者，他当年在北京做翰林的时候，整日不务正业，甚至有些游手好闲，大多就身陷于这种“入饭局”的交际之苦。他的父亲来北京住过段时间之后，也因为不满意曾国藩的表现而坚决回家了。回家之后，写了封信给曾国藩，劝他要“三节”。曾国藩在日记里曾说：“按家信，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节欲节劳节饮食。”所谓“节欲节劳节饮食”，对当时任翰林闲职的曾国藩来说，就是说他深陷这种交际之局无聊饭局而不知自拔。

中国人的这种以“入饭局”为交际的特色文化，在客观上促使了中国酒文化的发达。至少，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在这种交际之局无聊饭局与酒局里，最重要的两个表达方式，除了劝酒拼酒，就是说话。所以曾国藩在看到父亲给自己提出的“三节”警告后，当即就给自己立下了三戒的警示，其中第条就是“戒多言”。

曾国藩年轻的时候，尤其是他刚刚当上翰林的头两年里，因为春风得意，因为年少轻狂，所以那时候的他简直可以算得上是个“话唠”。我们来看看他日记里的些记载，就知道给他这个“话唠”的封号也不算栽赃。

比如有次他到个叫陈岱云的朋友家蹭饭，他的表现是“席前后气浮言多”。这是说从到人家家里开始算起，不论是吃饭前，还是吃饭过程中，还是饭后，他自己的表现是既浮躁，又话多。

过两天，他又去好朋友汤鹏家蹭饭，他的表现是“多夸诞语”，意即说的都是不着调的话。

过两天，个叫窦兰泉的朋友到曾国藩家，结果曾国藩留客吃饭，边吃饭边谈理学，但整个过程中曾国藩自己是“总由心有不诚，故词气虚憍”。意思是说不仅夸夸其谈，甚至连点朋友间真诚的态度都没有，结果最后话不投机，两人居然不欢而散。

又有天个叫冯树堂的好朋友来访，曾国藩把陈岱云也叫来起开饭局。边吃边聊，结果聊到后来，三个人居然“彼此持论不合，反复辩诘”，而曾国藩则是“余内有矜气，自是特甚”，当然最后的结果又是不欢而散。

又过了段时间，曾国藩的父亲过寿，他借这个机会又请了大帮朋友来聚会，结果席间竟然与个叫郑小珊的朋友说着说着吵了起来。曾国藩的表现是“比时语不合，忿恨无礼”，最后竟然是“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是说两人吵到后来，曾国藩竟然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份，也不顾这是为父亲祝寿的酒席，居然爆起粗口，耍出无赖的表现来。这下寿席自然不欢而散，连他爹也气得不得了，所以后来才要坚决离京，回老家后，又苦口婆心地写信劝他要“三节”。

这些事都证明，曾国藩年轻的时候不仅是个话唠，而且还是个愤青式的话唠，所以“言多必失”用在他身上，是句再也准确不过的评语了。

但是要交际，要入局，就要说话，曾国藩该怎么办呢？

开始的时候，他也经常反思，比如他也在日记里反省说：“细思日日过恶，总是多言。”又说自己“语太激厉，又议人短，每日总是口过多，何以不改”？

反思了之后，就该想办法改正，所以他曾经也试过这样的办法，比如他说：“平日辩论夸诞之人，不能遽变聋哑。惟当谈论渐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也就是说让自己这个话唠下子改做哑巴仓促间还真做不到，只有先从改变语态语气这些习惯入手。

后来，好朋友陈岱云也指出他这个“话唠”的缺陷，并告诉他应该从个“敬”字上下功夫，于是曾国藩又反思，说自己“陪客时，意不属，全无肃敬之意”。可反思归反思，过了段时间，他又很苦恼地说：“自问亦深知敬字是吃紧下手处，然每日自旦至夜，瑟僩赫喧之意，曾不可得。”就是说虽然改变了语气语态，虽然也从敬字上下足了功夫，可“话唠”这个毛病还是改得不彻底，以至于他不得不仰天长叹，感慨地说自己这个“言多尖刻，惹人厌烦”的毛病，到底“何时能拔此根株”？又说：“多言不知戒绝，无所谓省察者！志安在邪？耻安在邪？”案：以上引文，俱出自《曾国藩全集·日记》。

那么，曾国藩到底是什么时候才改掉了这个“话唠”的毛病的呢？他又是靠什么方法改掉这个毛病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