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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教了他一个特殊算法，让他按着尸格表上记的鞋印大小推算人身高，又看刀口出入方向、力道、伤口边缘翻卷的情况推断那人的身材、体力、用哪只手持的刀……

结果推断出杀人者有两人：一名身高五尺五寸有余，是个壮年男子，死者胸前、腹部两处深而利落的刀口应当是他刺的；还有一名身高不足五尺，脚印浅而细，力量较弱，死者喉间那道由下斜上、刀口翻卷的伤口应当是他做的。

不必名侦探宋时出手，桓助手就自己推理出了真相：“那瘦弱者有可能是女子，若强盗杀人不该用这样瘦小无力之人，此事或许涉及情杀。叫他家家仆带着遗孀的鞋脚来对比，再细问他在外可有包占外室、妓女之事！”

有了方向查得便快多了。

亡者的妻子倒是个老实妇人，听说通判要靠脚印定点案，便叫人拿了一双新做等着过年穿的高底装香粉鞋和一双平常穿的千层底鞋送上，任大人对比。他家的家人、邻居知道的更多，上堂来便主人在外头包养的外室、结交的契兄弟、养的契儿都供出来，并连他的外室偷某管事、哪个契儿背着他又结契兄弟的事都供了上来。

桓凌听得满心厌恶，险些儿想扔下这些人接着回去验尸。

但这些却正是断案的突破口，这场案子当真是情杀。他发下拘票，将厅中差役放出两队去捉捕相关人员，回来一一比对，转眼便破了案——

两日前死者从外地贩货回来，到府城后便带着银子去见了一个心爱的契子。那童儿彼时正跟一个新结交的子弟偷情，见他回来便把情人藏到床后接待他，那死者动情时，却在床角里发现有生人的衣裳，怀疑契子有外遇，便从厨下取了刀四处寻人，要杀那人。

就在他寻着那做奸夫的，持刀欲砍，叫对方抓着手腕对峙时，他的契子却帮着新人，夺了刀砍在他喉头上。

他身体顿时软下来，就在喉上形成了一个斜向上的刀口。但刀口不足致命，他还能摇摇晃晃地扯着契子叫一声“杀人”，契子吓得又捅了他几刀，那奸夫见他下手无力，自己抢过刀深深地捅了两下，才把客商杀死。

两人杀了人害怕，又贪他的银子，就半夜偷偷将尸体扔进井里，以为没人能发现。却不想夏天尸体烂得快，腐臭味散出去，没两天就被路人发现报官了。

他们连银子都没来得及花。

差役从那奸夫家后的井里找出凶器，此案便告结案。这若是妇人伙同奸夫杀死本夫，定是个死罪，娈童却没这说法。桓凌只能拟个劫财杀人，发往汀州府监禁，等待报上朝廷，秋后问斩。

一场杀人案轻松告破，而且预想中的强盗案也并没有发生，对于府县两套衙门来说都是值得额手相庆的喜事。

不少人去恭喜桓凌，那孀妇得回银子，也千恩万谢，又要给钱又要给他立长生牌位。桓凌当然拒绝了，对来恭喜的人也直说并非自己擅断案，只是有个好师弟帮他参详，才能如此轻松结案。

时官儿于验尸、断案方面，实在比他强得多。

他刚上任时，也借了几本洗冤录之类的书来看，书中只写了夏月尸体合在一二日间色变，三日则身胀蛆生，四五日则头发脱落，却不像宋时能说出那么细微的变化。且书上只写着如何检出刀伤死、淹死、勒死、毒死、汤泼死、殴打致死等种种死因，却不会再教人怎么从刀口推断用刀人的形体、动作和力道之类……

府里的推官、仵作也不懂这些，他师弟小小年纪倒会许多新奇的检尸法，若非从广西哪个积年的仵作手里学得，就一定是天授了！

怎么看还是更像天授。毕竟他们时官儿当年便是名传保定府的神童，才叫他爹一眼看中，带回京来当学生的。

虽然脚印是他对比的、身高是他算的、差人是他派的、案子是他审的，可在桓凌心里只觉得这事都该归功于宋时检尸检得好。

不逊前朝的宋提刑。

宋提刑便是建阳人，又任过长汀知县，宋时此时就在长汀，或许冥冥中就有定数，合该前后两个姓宋的、与汀州有关的人都擅长验尸、断案？或许也都该出一本教人断案、洗冤的书？

时官儿如今忙着学业，过两年登第后定也是朝中栋梁，或许没空写这些庶务，他做师兄的倒可以零碎记下他用的法子，多年后替师弟整理出一本《洗冤新录》？

第59章

徐珵怀揣着满腔骄矜到了福建，没说几句话就被宋时打灭气焰,揣着对方教的理学会议理论,灰溜溜地回了苏州。可两地之间相隔甚远,等他回去时，祝颢等人早已借下名园,筹措足金银，依着原计划备办了一个多月的讲学大会了。

该发的请柬已发，该请的讲师也上门去请了,徐珵回去与小伙伴们说起宋时那理论,尤其说到身在人欲中如何可讲天理一段,众人脸色都格外难看。

他们为了压过福建的大会，不光遍请江南名士来此参会,还请了去过宋氏讲学会的人来,要他们心服口服地承认福建讲学会不及苏州讲学会。若还照现在这办法弄下去,哪怕那宋时与桓通判是真君子,不与外人说起这评价，万一有福建书生说一句“不及福建讲学会贴合天理”,他们苏州名士这番忙碌岂不就成了笑话？

可若不这么弄,难道要将他们这些日子的辛苦布置废掉,按着宋氏办的大会重新来过？

徐珵这一路上想着天理人欲之辩,又想起当年孔子在杏坛讲学的典故,越觉得宋时那大会办得更合理，力劝众人依着简单朴素的法子，也建个高台,底下设桌椅叫人听课就够了。

这话若早一个月说，他们听也就听了，可现在收手又谈何容易？

朱胜儿早把苏州办讲学大会，要请名妓侍宴的消息传出去；他们这些才子也都私下与相好的伎女倡优订下要携美进园；还有他们邀来参加大会的外地朋友中，也有不少出入都要美人相伴才行的风流名士……满苏州、秦淮的名妓、名优都指着这大会出风头了，怎么能把人拒之门外？

何况他们求借镇江富商园子时，许了园主一个主办人的名份。赵商人为了这场大会已斥千金采买异石古树、翻修园林，买了三百只羊备宴，难道他们说一声不用，就让人家真金白银投入水里？

众人争执不休，最终还是祝颢两下平衡，想出了办法：“请柬上已写了致和园的地址，如今要改也晚了，那就安排人住在致和园，咱们另择地方办讲学会。”

若真建起高台，完全按福建大会的制式来，便是办得再好也难免有效颦之疾。他们苏州自来是引领时俗、四方争羡的地方，岂有效仿那福建讲学会形制的？

依他的意见，既然不往奢华办，更不能按宋时的说法办，不如就效法当年朱陆鹅湖之会，在苏州城外名寺里讲学。

至于自愿来侍宴的名伎、倡优等人，也不必遣他们回去，只是不在讲学时用他们陪伴即可。讲学之余众人游园、宴饮、歌舞娱情时，不是正要他们献艺？

众人思忖一阵，便知这已是最好的办法。

他们既不能舍下面子照搬福建的讲学会，也不能冒着被嘲讽的风险按原计划办，再寻别的地方讲学也不如在佛寺，至少这里还能有个“追慕先贤”的遮羞布。

只恨鹅湖寺远在江西，不能朝发夕至，不然他们直接定在鹅湖办讲学会，还更能多沾些朱陆二子的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