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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这个时候老袁应该什么也听不见了，但奇怪的是他又好像听见了——老袁也一个字没说（他早说不出来了），那枯柴似的手反过来紧抓了我一下，抓得我的骨头咔咔作响，然后他就阖上了眼睛。

老袁走了，带走他余留人间的最后一丝眷恋——对我的眷恋。

接下来就是给老袁办后事。这个问题在他还清醒的时候，我曾跟他讨论过。中国人的传统从来都是入土为安，可老袁坚持要海葬，他说海葬好，海葬环保，海葬不花钱政府还贴你钱，他说他活着的时候拖累我太多，争取死后就不给我添麻烦了。

是否让老袁魂归大海，这个主意我没拿定。但火葬场就离我们的家不远，让他在哪儿火化似乎不是什么难决定的事。

我叫上了不少人，从街坊邻居到一起看大门的六叔，老袁一直是个好面子的人，黄泉路上不能让他冷清了。我还请来老袁单位的老厂长来为他念悼词，因为那是他最耿耿难忘的光荣岁月，坐享能到处吃喝的肥差，曾一个人以三斤白酒撂倒一桌外厂的客人，名扬厂里厂外。

老厂长自己也是半截身子入土的年纪，比起曾经冷脸把老袁交给了民警，这回他欣然应允，看来“逝者为大”这话很有道理，中国人待死人永远比待活人厚道。入殓当天，老厂长穿得干净体面，在众人面前颤颤巍巍掏出一张纸，他说老袁的一生是兢兢业业的一生，坚持不懈的一生，无悔无愧的一生……

我认为老厂长有点水平，四个字的成语层出不穷，而且他极富感情，念起悼词来抑扬顿挫，一咏三叹，乍一听简直是要追封老袁为烈士的节奏。此外，他还着重表扬了我。

好多人都哭了。

我的一只手插在兜里，握紧了打算偷偷塞进老袁骨灰盒的小炮仗。我没有哭。一来老袁没那么伟大，二来我更差得远，我们只是这世间千千万万平凡父母与子女的其中之一，我幼时他养育我，他老来我伴着他，这种感情既不能以血缘二字轻率归纳，也毋庸以眼泪渲染。

老袁离开之后，一连半个月我都会梦见他，但那些梦始终不清晰，常常是老袁已经老成了一颗老北京城里的歪脖子树，而我还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模样，有时那个皴着一张老脸又瘸腿歪嘴的老头就与我一街相隔，可每次我笑着向他跑过去，总会被不知哪儿来的人流冲散。

时间定格又消散于我们相依为命的那一年。每一回都在梦里嚎啕大哭，每一回又在醒来时把眼泪擦干。如开窍一般，往往醒来以后我就会冒出许多离奇的想法，我想把这些想法全都编进《醉死当涂》。

当我在家抓破脑袋编舞的时候，《遣唐》的首演在艺术中心一炮打响。在黎翘开启全国巡演之前，他来我这破地方找我。

隔着两米远的距离黎翘望着我，他的目光前所未有的温柔与克制，缠绵地围着我绕着我，如轻柔的风稀疏的雨。他没走近，我也没迎上去，我们就这么互相看着，一眼两眼三四眼，仿佛十年百年千万年。

他说你怎么不告诉我你爸过世了？

“告诉了又怎样呢，人都走了。没事儿，走得不拖拉，不痛苦。”这个时候我已经放弃了与这人敌对的态度，再见到黎翘我挺高兴的，只是秋风有点凉，多少掐灭了一点常伴在我脸上的喜气。

“有什么能帮你的吗？”

“我能不能借一点艺术中心的场地？我现在缺一个排舞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