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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我甚至没法轰掉自己的双手。我想一个人默默地把双手轰掉，默默地丧失劳动力，可屋里偏偏多了头大惊小怪的鹿！能够想见，当我轰掉第一只手时，它便会冲进来，踢掉甚至踩烂地上的枪。这样，我就还有一只手，一只手也是可以敲键盘的。

为此我一筹莫展。更麻烦的是，明天我得把这尊大佛请出去。它一顿吃五个苹果的前菜，多养一天，就得花至少十个苹果的零食费，太奢侈了。而且，它实在太大了，只消奋力地跳上去，天花板就会被这对杀气腾腾的兽角掀翻；哪天它闹个情绪，没准我的肚子就被戳爆了。综上所述，我想动物园的笼子比这儿要宽适得多。

半夜十二点，我准时甩开房门，十万火急地奔去卫生间。经过客厅时，沙发上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我装作没看见，打道回房，从衣柜里取出一支棒球棍，继而折回客厅，在黑暗中一步步逼近沙发。

这时，沙发边台灯骤然亮起，一个男人赤条条靠着沙发，不安地冲我摆手。他说起话来，无论语调和内容，都极其怪异。因为他说：“我是鹿，别打我！”

作者有话要说：hey

☆、2

我高举球棍，四下里看了一看。鹿的确没了，却凭空冒出了个□□、惊慌失措且口齿不清的男人。我拿棍头对准他，摆出绝地武士的架势，大声说：“你以为我会信？当我脑子被涮过了么！”

男人吓得头毛倒竖，眼球反插，不断重复一句话：我是鹿，别打我….

起先我想胖揍他一顿，再将他丢出去，但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既然他手无寸铁，身上连一丝半缕的衣裳都没有，我又何必那样兴师动众呢？我说：“你拿什么证明？”

他便显得点痛苦了，仿佛努力组织了一番语言，才斟字酌句地说：“晚上九点到第二天早上九点，我变成人，其余时间，变成鹿。”

“那你是人是鹿？”

“鹿。”

我端量了他一会，打开一口立橱，指着里面说；“你进去，我把门锁上，等明天九点就见分晓了。”他张大嘴巴，神色呆木地看过来，好像压根就没听懂。我又指了指房门说：“不然你就出去。”

他微微摆了下身子，抛来一个乞怜的眼神。我丝毫不为所动，恶狠狠地朝门里晃了晃球棍。“快点儿！我还要睡觉呢！”这下，我总算明白过来，李三为什么喜欢吼我们了。

他盘着步子，两块膝盖相互摩擦着，走进了橱柜。我三两下锁了门，又回去睡大觉了。

第二天早上，我怀着小孩子拆礼物般的欣喜之情打开橱门，发现里面真的塞了一头鹿。它从人变为鹿，身体一下子就胀大了，很艰难地将自己填在橱柜里。四肢张开来，撑在墙上，两根鹿角卡得死死的。脸上展露出饱经磨难后的困苦神情，如同光天化日之下被开棺验尸的吸血鬼。我从墙上拔下它的前肢，又松了松下肢和鹿角，最后像扛假模特那样把它整个扛出来。

为了表达歉意，我喂给他两个苹果，和四个大梨头。起先，它还冲我闹小情绪，脸皱在一块儿，把水果踢飞出去。我耐下性子，一边摸着它的脖根，一边说了不少好话。它才慢慢把脸舒展开来，乖乖地把水果一个个捡来吃了。

它一头吃，我便向动物园打了通电话。那里的人说，动物园没走失什么动物，况且，他们也没多余经费去赡养这样一头庞然大物，建议我去动物保护所寻求帮助。我打给动物保护所，前台换了个男人。我又将情况说了一遍。他说得先告诉经理才行，让我稍微等等。电话里放了一段蓝色多瑙河后，他又把线切了回来；“经理想同你面谈，今天有空么？”

我挂下电话，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整装待发。出门时，公鹿仿佛洞察到了我的企图，一路跟到门边，嘴巴叼着我的衣角，呜呜直叫。可它真把我折腾得够呛，所以我头也不回，就走了。

经理是个面容和善的中年男人，微微有些发福，下巴和肚子软绵绵的，像垂了三个沙袋。他很客气地接待了我，又让我把情况汇报一遍。为了使他相信，我特意换上西装和皮鞋，衬衫也细细烫了一遍。他坐在办公桌后头，支着脑袋，认真地听我说完，又往本子里记了些东西，而后很爽快地说：“谢谢你的配合，下午我们会用卡车把鹿带走的。你在家等着便是。”

我从保护所回家，一路上哼着小曲儿，快乐得差点飞起来。等到了家门口，开了门，我飞悬直上飘飘欲仙的小心灵猝然就跌碎在了地上。鹿没了。客厅窗户大开着，风从窗外呼呼刮进来，吹得两片窗帘如船帆般上下鼓动。同时，茶几上的枪也没了。

我一屁股跌到沙发上，拔起电话拨给保护所。从中午到下午，电话一直占线。我一次次抓起话筒，又一次次丢下，到了后来，除了蓝色多瑙河的音乐之外，我的脑子里已经什么都不剩了。

下午两点钟，一辆大卡车停在了家门口。经理带着四个工装打扮的男人，搓着双手，满面红光地向我走来。我两手抄在裤袋里，像一幅卖便秘药的招贴画，堵在门口，结结巴巴地说：“发生了点状况，你得听我解释…”他走到门前站住，不置一词地盯着我看，肥胖的团子脸从红转白，从白又转为大西北独有的昏黄而茫然的土色。那四个工装男绞着双臂，凑在一旁看热闹。我嗓子眼干巴巴的，有气无力地哀求说：“你得相信我。”

他悲哀地摇了摇头，连话都懒得讲，就带人走了。卡车从门前开走了。这意味着，我被动物园和保护所拖进了黑名单。不过没关系，好歹那头鹿自己卷铺盖滚蛋了。我的小天地又恢复了清净。我回到沙发上，点了支烟，望着空荡荡的茶几想：也罢，谁说自残非得用枪呢？

每逢周一，公司里都要开例会。作为底层的头头，李三会将每个区的人逐一叫到会议室，进行一番语重心长的教导。爱情区和恐怖区的人最先进去。这两类书的销路总是很好，李三匆匆夸了两句，便把他们放出来了。接下来是科幻区和武侠区，时间稍微久一些。到了快下班时，重头戏来了：“爱写什么写什么”区的难兄难弟们，如判了死刑的囚犯，排成一队，弓头缩背，吊儿郎当地趟进会议室。

会议室里没有像样的长桌，当地只围了一圈座椅，四周矮桌上放着冷透了的茶水。有那么点像医院里的互助室。李三盘踞在当中一把转椅上，脚边堆着厚厚一沓被枪毙掉的稿子——全是我们一周的心血。一天下来，他那件价值□□的外套上堆满了烟灰，一双滚圆的眼睛像欢乐树朋友里的小动物那样血丝密布。

等我们坐下，他像蛰伏在下水管道里的毒蛇，冷冰冰地向底下的芸芸众生扫视一圈，随后从脚边拿起一叠稿子，开始大声朗读。每读完一篇，就评论两句。“充满童趣，像小学刚毕业的小屁孩写的。”“我想主角大约是智障。”“读这篇东西时，我吃了整整一瓶救心丸。”

从头到尾，我歪着脑袋，眼皮阂着，一根香烟从嘴角长长地拖出来，腮帮子一鼓一吸，不时从鼻孔里喷出两股烟。睡觉和吸烟两不耽误。等地上的稿子一层层薄下去，我才缓缓睁开眼睛。越往后，从李三嘴里吐出来的字眼就越惨烈。而我的稿子永远搁在最底下。到了下午五点半，即将下班时，李三才翘起两根手指，像捡什么垃圾似的，将我的稿子从地上拎起来。他神秘兮兮地先冲我笑了一下，然后突然松开手，让纸片哗啦啦地落回地上。

他没有朗读我的小说。因为我写的故事是吐在“文学”上的一口酽痰，拉在纸张上的一坨粪便，冲上读者面孔的一只拳头，剜进眼珠子里的一把杀猪刀。

李三恨我至此，也不是没有道理。几年前，我还在武侠区工作时，他帮我出版过一本书。小说发表时，他在博客上倾尽一切美好的词眼，洋洋洒洒地夸了我一番。最终，小说的销量还过得去，口风却很差。我一介无名鼠辈，被人骂几句，没什么大不了。那些人倒是集中矛头，对他好一顿口诛笔伐。说此人不但才华穷尽，连眼神也不好使了。打那之后，他的名声就彻底臭掉了；我也再没出过书，只在公司经手的几本杂志上发表一些豆腐干大小的“幽默四则”、“每天一笑”和几首狗屁不通的诗。去年，公司安排我给一个作家当枪手。没多久，那老头就上门投诉来了，说我写的东西“令人不安”，与他博大深邃情深意重的风格大相径庭。老板忍无可忍，想炒我。隔着办公桌，我一句话也没说，光像条癞皮狗似的可怜巴巴地瞧着他。显然，公司里不多我一个，也不少我一个，他想要的，不过是一个表态罢了。第二天，做完一顿痛心疾首的自我检讨后，我一头扎进“爱些什么写什么”区，一待就是三五年。他们说，只要被打进这里，就永无出头之日。此话不假。白天我在小隔间打字，老觉得脚下湿漉漉，浑身冷津津的，好像整个人都开始腐烂了。

傍晚，我下了电车，走上街头。夜晚的城市里一片灯红酒绿，霓虹扩大的光晕一汪汪漂泛在头顶上，鲜艳得要滴出水来。街上挤满了成双结对的男男女女，各式各样的头发和衣衫在燥热的夜风中翻飞，各式各样的口音绞着尖锐的电车声从耳旁疾驰而过。我那褊狭杂乱的小窝就在不远处，可此时此刻，我却一点儿也不想回去。我钻进地铁站，钻出地铁站，跳上电车，跳下电车，在城南与城北间来回穿梭，刷光了一张交通卡。铁皮车厢里充斥着一天下来的浓重体味，透过两排脏兮兮的窗户，一双双眼睛看向窗外黑漆漆的隧道，由于疲乏而显得麻木，而他们那泛着油光的表情又像在说：“怎么还没人下去？那群猪头就打算堵在座位上不动啦？妈的我恨你们，你们都去死吧。”发达的轨道交通让打发时间变成了一场空梦。于是，八点半的光景，我便到了家门口。

我一如往常地在门前跺了两下脚，旋开钥匙，推开了门。这时，后背忽然被什么东西顶了一下。我掉过头，正巧对上一双亮闪闪的椭圆的大眼睛。

果然，这天煞的兔崽子又跑回来了。

气急败坏之下，我举起公文包，劈头盖脸朝那孙子砸了下去。它本能性地往前送了一下鹿角，就把我顶得昏死过去。

作者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