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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梁骨歪了，流了好多血....我去兽医那儿，被赶了出来。去对门医院，他们说只治妇科病。”

“笨死你算了。后来怎么办？”

“我就回家了，金毛狮王扑我脸上，鼻梁骨响了一声，然后就没事了。”

........

“小猫照料得怎么样了？”

“你居然主动打来了！狮王很好，兽医说他是个男孩。我在看动物世界。”

“放到哪儿了？”

“秋高气爽时节，小动物开始交配了....噢噢噢！快看！那两头公鹿也在交配！”

我把电话撂下了。

下面来说说我这两天的工作。

李三在邮件里写道：这次你有两件事要办：

1.联系作家xxx。他从美国回来，要在b城两天，你跟他谈谈下本书的情况。我把你的联系方式给他了，他的联系方式如下：xxxxxx具体怎么洽谈，看下封邮件。

2.附件是南方区这两年业务报告，还有所有合同的扫描件，你好好看两遍，到总部跟大老板回报。具体怎么回报，看下下封邮件。

3.你一定很奇怪，这些事怎么交给你做吧？没错，我举荐你的。因为你走出的两个月里，我觉得天空更蓝了，草地更绿了，阳光更灿烂了。这个礼拜我在写一本新书，为了起个好头，我暂时不想在公司里看到你。

事实上，李三没把话说完。那个作家，我们称之为“那个人”，是个极其难缠的家伙。他的可怖程度，很难用简简单单的几件事讲述清楚，唯一恰当的比喻是，哪天他寿终正寝上了奈何桥，孟婆一见到他就会自己把汤给喝下去。去年，他来南方续约，老板“偶染风寒”，让李三找他谈。整个下午，会议室的门紧紧关着，里面半点声音也没有，仿佛整个世界在那扇门后面死去了。到了五点半，门才缓缓打开来，那个人像普度完苍生的上帝一般飘飘然移出会议室，以“好了你们的感恩我收到了，平身罢”的姿态离开公司。过了好一会，李三才出现在会议室门口，一手扶着门框，一手夹着刚签完的合同，小膝盖咯咯颤抖着，整张脸跟雷劈过了一样。

合同签了三年，合同期内除了定时检查工作进度，大且不会有什么问题，领导们乐得放手不管，让我们这群小出马。田忌赛马。

公司订的宾馆地段偏僻，计程车兜兜转转，到了晚上十一点钟才找着。到了房间，我便一头扎在床上，累得动弹不得。十二点，我收到一通电话和一封邮件。电话是大老板的助理打来的，说他在外地出差，得礼拜五才能回来。此外，那个人发来一封寥寥数字的邮件。上面写着：周一周二可能有空，等我消息。

然后他放了我两天鸽子。

那两天，我无事可做，也不想出去。B城天气糟透了，终日里烟雾蒙蒙，很多时候都看不见对街的建筑。路上很少有人，偶尔冒出几个，都抄着双手，埋头匆匆走过。脸上戴着面罩，只露出一双眉眼，眉头拧巴在一起，好像对生活厌倦到了极点。到了周三清晨，雾霾终于散去了一些，街上显露出零星几点色彩，车，广告牌，行人的衣裳，不消多久，狂风卷着黄沙又丝丝拉拉吹了过来，所有的人，所有的色彩，如海市蜃楼一般又消失在昏黄的尘土中。两根光柱从远方灯塔上抛射下来，如同夜海中救生艇上的手电筒光，不分昼夜，漫无目的地在沙海中飘摇。灯光打到半空中，就被混沌的灰黄色吞了下去，半声回响也没有。

鹿男在电话里问我过得怎样，我环顾四周，顺便望了眼窗外毫无起色的天气，告诉他说：白纸般浆硬的单人床、深棕色的圆形茶几、玻璃烟灰缸、棕绿绒垫沙发、组合咖啡、瓶装纯净水、环形清喉糖、热气腾腾的冰箱、蓝色塑胶包装的网线电缆、数字惊人的价目牌、结满茶垢的电热水壶、形同绑腿带的备用卷筒纸、门缝下悄无声息翩然而至的夜总会广告、浅灰网络信号上的惊叹号——这就是我在这儿的生活，它已经被一系列客观具体的物件代表了，它缺乏可陈，它操蛋。

挂下电话后，我跳回床上，来回调台。屋里没点灯，昏暗的天色下电视屏幕每秒跳动一下，在空乏无尽的烟尘中鲜艳得不切实际，像从迟暮的妓女脸上洗下来的妆料，腌脏而沉重。天气预报，新闻，电视剧，娱乐节目，天气预报，污染预警.....才过了两天，我就想家了。随着有限的时光在这呛人的天气下无限伸展，这种念头正如泥淖中的车轮一般势不可挡地愈陷愈深。

我摸着冷冰冰的枕头，想着鹿男一起一伏柔软的肚子，女主播机械式的声音中，我想起鹿男念书和吃苹果的声音，我想念周末郊外澄澈如洗的天空、市政厅前大片大片绿被褥般的梧桐叶、蛋形歌剧院门口被化学剂漂蓝的池水、女人们砌满了白粉的脸上跳动的阳光....假如要在这儿呆上一年半载，那么我会像判了死刑的囚犯那样尽早麻痹自己，来适应当下的环境。可我只需在这儿呆上一个礼拜，一周之后，所有的想念和记忆又会变为现实，正因如此，所有的嫌恶和期盼异常地尖锐了。在这样的时间，在这样一个地方，没有什么人是我认识的，没有什么地方是我想去的，没有什么声音是我期盼听到的，我唯一能够做的，只有周而复始地徒劳地想着远处的南方。回去以后，我要去露营，要去郊外兜风，要去市政厅前的草地上睡觉，要去参加马拉松，去海上骑摩托车，去老家的山上挖竹笋.....

然后我又想到了鹿男，不知怎么就想起了他。他高大得肆无忌惮的身躯、常常被自己绊倒的长长的腿、笨笨的手、温水一样的嗓音、慢得让人绝望的语速、看似若有所想实则茫然无措的眼神、不怀好意的巨大食量、低而持久的笑点、走在街上贼一样兴致勃勃的模样，还有戴着夹鼻眼镜时老干部一样的表情.....一个古怪的念头让我来了精神，我突然想道：等我老了的时候，当妻子向孙子讲起田螺姑娘的故事，我要把那小屁哈抱在膝盖上，告诉他：很多年以前，我遇见过一个专给我惹麻烦的田螺男....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写鹿男的故事的。我像一个闻见早餐气味的孩子，从床上蹦下来，坐到书桌前，用纸和笔开始写。因为很久都用电脑，我的字变得很难看，可我丝毫不在乎，飞快地将那些事，无论大小，无论是否值得一提，都记录下来。仿佛只要停顿一秒，那些记忆就会悄然流走。

夜晚降临时，城市上空漾起了斑斓的灯光，我的纸上也爬满了苍蝇似的让人看了万箭穿心的黑字。故事离结束还很远。我搁下笔，把纸叠起来，放在一边。当我再次抬头看向窗外时，厌倦与沮丧不复存在了，我感到了快乐。很久以前，在一本方格本上写下一大篇狗屁不通、错字连篇的东西之后，我也曾感到这样的快乐。那时我从来不会把一个故事讲完，所有的故事都停留在最完满的阶段。小时候，每天都写日记。小黄死了以后，我把它的部分划去了，祖父死了，我就把医院里那段删了。任何改变发生时，除了在纸张上篡改现实外我别无他法，只能听天由命姑妄随之，不知不觉中我的日记逐渐脱离了现实，那些实际存在过的快乐片段由于破碎而失去了真实性。所以，后来我没有再写下去。我怕写着写着，那些人会从日记里猝然消失。之后我进了出版公司，开始写点别的东西。里面的人对我说：你得把故事写完才行，每天要写至少六千字才行。起初的日子里，我对这份工作尚还满足，想一想，敲字既不需要多大技术，更不是什么体力活，只要按上面给的要求好，再差劲还是有人看的。可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

我把目光从窗外调转回来，对着桌上密密麻麻的字迹，点起一支烟。下午那一闪而过的念头又跑了回来，这次稍许改变了一点儿：很多年以前，我遇见过一个专给我惹麻烦的田螺男，而现在....

窗户半开着，风沿着窗缝刮进来，削断了半根烟。烟头簇红地亮了一下，又暗了下去。

作者有话要说：

☆、7

周三晚上，那个人给我发了条短信。短信内容与杀手任务类似，只有时间、地点和他的穿着。晚上九点，我打了辆计程车去二环。橙黄色的车穿过寒夜的迷雾和迷雾中若隐若现的蛇目般的灯火，停在一家酒吧门口。

他还没来，我坐在吧台上，左一杯右一杯地先喝起来，又吸了三支烟。三刻钟后，他才进来。正如短信写的，他穿着驼色长风衣，尖得近乎刻薄的鼻梁上架了一副雷朋墨镜。坐下来后他没有摘眼镜，只抱着胳膊，王家卫似的在那两片黑色玻璃镜片后面观察我。

我瞟了眼手腕上的电子表，十一点半，时候不早，大家好聚好散。我咳嗽一声，向他伸出一只手说：“晚上好，我是——”他向后躲了一下，拒绝了，并直截了当地表示，对我姓甚名谁不感兴趣。

这家伙姓秦，据说血统挺纯，血统这东西，放之任何物种皆准，但凡血统纯，这人要么智障，要么就是个性格极端的变态。他显然是后者。

“我该怎么称呼你？”他漫不经心地说，“小作者？”

这下，我又觉得他属于前者。“你对我叫什么不感兴趣。”我说。

“哦对，我偏头痛害得厉害，没功夫记多余的人名，”他干巴巴地说，末了补了句：“请见谅。”

我在心里呸了他一脸。尽管对他写了些什么、工作进展到何种程度丝毫不关心，但出于工作需要，我还是故作为难、有滋有味地说：“那本杂志刚开刊，很多事才起头，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你尽管说就是。连开三期天窗，读者走掉了不少，我们也很为难。”

他再次不予置答，像一块抱着胳膊的石雕一样缄默无声。我想他可能睡过去了吧，于是伸手在他眼前晃了一下。这回算是自找麻烦了，我刚要收手，他便风驰电掣般的射出一条胳膊，牢牢扣住我的手腕。这家伙看来是个练家子，手劲极大，捏得我当场就嗷地叫了出来。好在我的脸皮和他的手力是一对矛盾，叫完后我紧跟着说：“我是想问你要喝什么！”

他松开了，我的手像遗像前蔫掉的白菊一样当空垂下来。我哆嗦着收回手，颤巍巍地点了支烟压惊。他向吧台后面抬了抬下巴，酒保立刻送来两杯酒，他抿了一口，若有似无地笑了一笑：“你这种人都写武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