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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恨与爱压倒性不平衡的世界里，代表“北京”的东方人大抵算个异数。

他还记得那些个清晨。燕然比他醒得早，但早不了许多。他从睡梦的虚空里浮上现实，半撑起上身，视野刚好清晰起来，就见对方坐在床边，头发拢到脑后一侧，抿着唇，一颗颗缓慢地把盘扣从下往上地系好。不论在谁的地界上，两人共处一室，从不会把窗帘完全拉严。帘布之间的一道缝隙，是一座挽起梦境与现实的桥。梦越不过帘布，渗不进现实，而现实在外探头探脑，给梦殷勤地染色。夜晚，窗帘缝通向室外昏黄的、似近又远的路灯光。到早上，就成了渺渺的、极近极远的太阳光。

燕然本是健谈的人。但在这样的清晨，他是不大爱说话的。就那样微低着头，眼光朝下系扣子，手指细微的一个动作都泛着平日难得一见的懒散，被苍白阳光一擦过，脸一侧半浸进去，又显出凛然的威仪来。他不记得他为什么会觉得是盘扣。肯定不在第一次，也不在五十年代及以后。他也从未用自己的手去解开过那些盘扣，否则它们不会充斥着繁密的象征意义在他脑海中一遍遍重播。

解与系，昼与夜，隔离与渗透，都是大千世界无数互补的矛盾。

实际上，米哈伊尔不大喜欢德国哲学最典型的二元对立思维。一想到马克思主义竟是从黑格尔传统中结出的果，自我构建，自我崩坏，一会儿异化，一会儿回归本质，斗争像一条咬着自己尾巴的蛇循环不尽，永无止息，等等这一切，他就有反胃之感。革命后他成了大忙人，一会儿经济建设一会儿肃反，不大有空想这些；等到了卫国战争结束，他对着满目疮痍损失一半青壮年男性人口的国家，忽然就头疼起它们来了。

德国，德国人。麻烦，整个都是麻烦。记忆里的清晨，他喜欢平躺着，伸出一只手，从颈椎开始，逆着燕然系扣子的方向，隔着衣料自上而下地数对方的脊椎骨。燕然这时已整好衣襟，正绑着头发，感觉到他的手按上来多半会停顿一秒，接着继续绑，只是动作放慢一点。等到他数完，燕然就站起来，指着石英钟说：

“起来吧，米沙，要七点了。”

他们不向彼此问多余的问题。有过，但是很少。所以他从未告诉燕然，指腹滑过他脊椎骨上凹凸的时刻，会让他想起在斯大林格勒巷战的雪夜。

破败的路灯，撕烂的隔离网。

肮脏的雪和泥沙，斑驳的血和肚肠。

呼啸的子弹，震天的炮响，徐徐落下的夜幕送来死亡女神的亲吻。

在一半被夷为平地的楼房里，他与莱因哈特狭路相逢。先是扛着轻机枪突突扫射，后来变成一个挨一个地打单发。理性的外衣随时间流逝寸寸剥离，终于只剩纯粹的恨。很早很早，他们对彼此的仇恨就已突破天际，可追溯到混沌初开，耶和华创造飞鸟走兽供人类食用之前。他们站在对面，彼此谄媚，彼此嘲笑。彼此清醒，彼此憎恶。单发也打完了，理智也用尽了，于是他们丢下□□，扑了上去。

用刀锋去劈！用拳头去揍！用牙齿去咬！

只因为我多么恨你啊！不需要理由地恨！你存在于世多一秒，就是对我最残酷的折磨！

莱因哈特给他肚子上狠狠来了一拳。他五脏六腑被打得移位，却杀红眼只觉恶心而不觉疼痛。他拿膝盖顶开他，拾起一条半边焦黑的铁管，冲德国人背上抡去。哐当一声闷响夹带三分清脆，莱因哈特猛地松开钳制他的手，往外滚开好几圈。应该是正好敲到脊椎某个脆弱关节了，他想到，真可惜，不知道是第几节。

等一切尘埃落定，审判之前他跑下监狱，问莱因哈特当时揍到了哪里。

德国人瞧也不瞧他，说：“你有病。”

工勤员提着泔水桶走过他身后。步履急促又审慎，像一只躲在遮阳棚阴影中沿街溜过的灰鼠。那一刻他想夺过泔水桶，越过铁栅栏泼莱因哈特一头一脸；但他只是皮靴在水泥地上磨了磨，说有多打扰，便转身离去。

他渴望的，何止泼一头一脸的泔水那么简单。

莱因哈特的，燕然的，藏在薄薄一层皮肉下的椎骨。一个拼尽全力去摧毁，一个竭尽温情去触碰。都是鲜活的，热腾腾的，给他强有力的活着的实感。

他听了燕然的话，就把先前数关节的手收回去，再换个角度扬起，要他拉他起来。对方嘴角略微弯出一个弧度，一半无奈一半纵容，手就递了过来。清晨的空气凉薄，两手相触时微微一暖，一瞬即如永恒。他想既然能产生错觉到如此，应该算是爱情。然而这份摸不到恨意的爱，又时常令他惘然。

好似大厦没了地基，月亮失了太阳。

空中楼阁，雾里看花。

二战后的头十几年是段有趣的时光。

老欧洲从废墟里重生的同时，也永远失去了某些曾撑起它的强有力的东西。隔着白令海峡，红与蓝的两极之间游荡着破碎的幽魂。有些奄奄一息，即将在阳光下化为齑粉；有些养精蓄锐，马上就要化出形体向古老却摇摇欲坠的秩序发起冲击。

这些日益有力的幽灵中，逐渐抬头的殖民地解放思潮约略是这帮老贵族谁也不愿意见到的。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许多，在解构权力，构建话语。

风信子摇曳的时节，他应萨拉的邀请，去法国做客。英美方面不知怎么得了消息，对此表示很不愉快。但萨拉的回应更不愉快，威胁说如果她私人性质的邀请都要被横加干涉，就请约克负担拆装和运输费用，把自由女神像原封不动地还回来。

不满的声音消失了。萨拉昂起头。尽管她还活在上一场惨败的阴云下，阴云太大，走不出去，她却没有在精神上觉得哪里低于那些救出她的人。

你看，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我保藏了我的梦，避过战火，谁也不能阻止我继续去追。

“永远不要把自我怜悯和软弱当成理所应当。”

萨拉谈到战后崛起的存在主义和女性主义时，说上一段就做个结语，然后接着说下一段。高卢女人把栗色鬈发重新烫了，松松系上一个绳结搭在胸前。

“其实我有点怨恨过波伏瓦。德国人占领巴黎的期间，她不但没受多少影响，还有点找到新自我的调调，坐在咖啡馆里放纵思绪，享受人生。”萨拉若有所思地望着落地窗外的街角，打量着她回归了日常生活的市民，说，“但我很快就宽容了她。法国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形式上，你们解救了我们；思想上，我们以另一种方法保存了自己，这也是解救。我明白，这么说会让你不舒服……一纸薄言，如何同上千万牺牲的生命比高低？”

米哈伊尔沉默。他不想摇头，也不想点头。他在莫斯科保卫战前夕还站在列宁墓上，把法国人和英国人捆绑式嘲讽了一通，这些他绝不收回。但他也没有比较的兴致。都过去了，无名烈士墓的坟冢已长出青青的野草。

他们战胜了灭绝的危机，未来却仍在雾中。

“但不得不承认，我们以武力彪炳的时代逝去了。最少，我还能为国民旺盛的创造力、生活的激情所鼓舞。他们还有希望，还有冲劲，我便足以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