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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知道他和这起案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的内心就有种难以形容的微妙感。我完全可以把他拘留起来，理由正当，程序合法，然而他现在就坐在我身后，随意翻阅着案件材料。对这个人，我从来没有真正狠下心。

“人都是会变的。”唐维安曾经说过。

可是对你我一直都没有改变过。

“排查需要一点时间，”严哲挂断电话，对我说，”不如去公园那边看看？”

“可以。”

车沿着山坡缓慢下行，斜射的阳光被楼层遮挡，使得车内的光线阴暗。唐维安总算抬起了头。

“赵东的死亡时间推测在凌晨一点到三点左右，”他身体前倾，把文件递过来，”他的结膜、脸和脖颈有轻微血管出血，换句话说，眼睛与脸表面的小血管破裂，这是由于颈静脉受到压力造成闭塞。”

就着细微的光线，我看到现场照片里的男人，高清镜头下，他双目圆睁，眼神惊恐而诧异。吸引我的是他的下半身，他的裤子褪到大腿中部，夹在两腿间的那玩意儿甚至还呈现半勃起状态。

我缓缓扭过头望向严哲，又转向唐维安：”谁能告诉我，他死的时候究竟在干什么？”

“因窒息或者勒死的男性一般会出现这种现象，”唐维安轻描淡写地解释，”这是由于大脑缺氧造成器官在假意识形态中形成冲动与快感，而血液无法回流会继续聚集在……”

“往下看。”严哲及时出声打断了他，并用眼神示意我。

我咳了一声，翻到报告的下一页，片刻后抬起头，觉得有些好笑。

“难怪他会忽然停车，还停在公园旁边，”我叹口气，答案一点儿也不惊喜，”原来是去找地方撒尿。”

唐维安继续说道：“他的脖颈有一圈深浅不一的瘀青，呈不规则分布，推断应该是被人用手肘钳制住了脖子，然后在窒息中拧断了颈椎骨。”

我重新审视报告上现场照片和文字。

“他的一只鞋子掉了，在距离他……对，五米远的地方，这条线的指向是更前方的树丛……”我的眼前出现一幅画面，”他应该就站在这里，凶手从背后靠近他，用手臂勒住他的脖子，他因为惊慌挣扎，然后……”我感觉缺了些什么。

“不，凶手把他仰面放倒了，”严哲适时开口，”勒住他向后拖行，在这个过程里鞋子由于摩擦而掉落。”

“没错，是这样，”我的眼前一亮，目不转睛盯着那些照片，”之所以如此，一半是为了省力，一半是因为凶手的身高不占优势。”

赵东身高一米八零，想要轻松拧断一个比自己高大的人的脖子，没那么容易。

“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地方露出破绽，”唐维安说，”从开始到结束最多不超过五分钟，行凶手法娴熟，几乎没有给死者任何反抗的机会。”

“不可能，他不可能丝毫没有抵抗。”我确定地说。一边翻着手里的报告，一行字映入眼帘——指甲断裂，为典型自卫性伤痕，但未发现人体组织。

还他妈真是利索干净。

“死在深夜的公园里……”我的思维极速转动，探索一切可能的线索，”他的行车记录仪呢？”

严哲微微摇头：“最后的画面显示他把车停在了路边。”

“没了？”我说，“有没有拍到什么可疑的人？”

“没有，他熄火了。”

我仍有些不死心：”细节呢？指纹、痕迹，什么都没有吗？”

“没有指纹，”唐维安犹豫了一下，回答道，”他戴了手套。”

一时间，我们都没有开口，静默在车内漫延，严哲把车开上平坦的马路，往公园的方向驶去。这一趟如我所料，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东西，赵东死亡的地方，有散步的老夫妻和踩着轮滑的孩子经过，一对情侣就坐在几米远的长椅上交颈低语，这只是平凡的日子里的一个。

回程的路上，严哲说：”三起案件都发生在午夜后，除了第一起，几乎可以说是有条不紊，没有纰漏，凶手必定跟踪过被害人，只有熟悉到某种程度后，才知道什么时候是下手良机。”

我一手撑在窗户上，按着隐隐作痛的太阳穴。是啊，现实生活中的谋杀案通常简单到不可思议，只需要跟踪，观察，判断时机，下手，而我们却要在大海中捞针，这常常令我感到挫败。

“那边有消息了吗？”我烦躁地问。

“还没……”严哲刚开口，他的手机便响了起来，他拿起来，居然也破天荒露出了一丝笑意，”有了。”

但我看着他的眉头慢慢蹙起来，然后他说了一句：”辛苦了。”便挂断电话。

“怎么？”我的心里一沉。如果这里也没消息的话，线索将再次中断。

“没找到，”严哲说，”北新所有的幼儿园都没有赵小勇的记录。”

“难道要在全国范围内找吗？”连唐维安也忍不住开口。

“那得找到猴年马月。”

我一阵心烦意乱，尽管明知那对母子留在北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忽然间，一个猜测滑过脑际，我不假思索，拨通了南桥办公室的电话。

“给我查南桥所有的幼儿园，找一个叫赵小勇的孩子，四到六岁，家长或者联系人叫作吴小雨的，”我冷静直接地吩咐，”加班也得给我查出来，对，包括私立幼儿园，想办法，一有结果立刻打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