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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看到华新，是在十九年前。那一年我十四岁，他比我大一岁。

那是在一个星期一，老师把他带进教室，说这是新转校来的同学。他那天穿一件白衬衣，就是那种当时几乎所有男孩子都穿的白色的确良衬衣，但穿在他身上，不知怎的，就是有种不一样的味道。他的座位被安排在和我隔一个走道的位子上。我们当时是男女生同桌。他坐下以后，我隔着走道向他看过去，他目不斜视地看着黑板，他的侧脸线条被窗外的阳光映得很分明。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华新的印象，就只限于他的侧脸。无论我怎么有意无意地看他，他始终没有转过头来看我一眼。

听到这里，我不由得有些怔忡，拿着话筒无法成言。我一直以为安怀暗中恋慕的是黛瑶，原来却是黛瑶的丈夫。这个混乱而悲哀的世界，每个人都在自己制造的感情漩涡中无法自拔。我说不出话来，而安怀也根本不需要我答话，只顾径自往下说下去。

我和华新上了同一所重点高中，而且碰巧又在同一个班。他成绩不好，但由于是美术特优生，得到保送的优待。从初二到高二，同学三年，我几乎没怎么见他笑过。他总是忧心忡忡，也不太与人交谈。我所知道的就只是他似乎有个脾气暴戾的父亲，因为他经常带着伤来上课，有时是脸上，有时是腿上有一块块淤青。他父亲从不伤他的手。

直到高二下半学期，因为一次意外，我才得以和华新成为朋友。

我们读的高中是女中。这很奇怪，但那的确是曾经存在过的历史片断。当时校方不知受了什么言论影响，破天荒地招了一个班级进来，这个班全是男生，上体育课时如果有这个班的课程，同时上体育课的女生班级都会移到室内去上形体课，于是操场上就只有一群运动的男生，仿佛这是个男校。而且学校从我们这一届之后就再也没有过男生的班级，所以偌大的一个校园里只有我们班四十三个正处于青春期的男孩子，混杂在一群十二岁到十八岁的女生中间。

我不知道别的男孩子是否会觉得这是一种幸福。但我觉得很压抑，整个高中阶段都是如此。我后来问过华新，他说没什么特别的印象。他这个人一向对除自己以外的人和事不感兴趣，这样的答案也是理所当然。若不是我提起，我看他压根儿就连自己曾就读女校一事都给忘了。

还是说回那次意外事件吧。

我们的学校没有男浴室。严格说来，有供教师使用的分格成十个单间规模的浴室，男女各五间。至于学生，只有女生浴室。这所学校自百年以前由教会建校以来就是女校，当时的设计师们也当然不会考虑到若干年后会有四十余个散发男性荷尔蒙气息的年轻雄性个体需要在这里解决国计民生的洗澡问题。校领导也就这个问题踌躇良久，因为所有男生都是走读，从原则上来说可以不给予洗澡的便利。但走读的女生也为数过半，且都享有在学校浴室洗澡的权利。权衡再三之后，那些古板又不失憨厚的老师们——估计破天荒地组了个男生班的也是这干人——做出了如下决定：

每周一和周四放学后的两个小时内，女浴室作为男浴室使用。

这个规则在校大会上被校长以爱生如子的语气用高音喇叭播报出之后，从此顺利地作为一个禁令通行下来。所有的女生都知道周一和周四黄昏时分不能使用浴室，从初一到高三人人恪守。至于男生这边，一开始还有无聊人等希望会有发晕的小女生记错日子跑去洗澡让自己大开眼界，到了后来也就认命于无味的现实，只管拿着毛巾澡具穿过校园甬道，面无表情地和不同年龄容貌身材的少女擦肩而过。

直到有一天，华新不知怎么昏了头记错了日子，在某个星期三的黄昏误入了女浴室。

好在那天天气很冷，浴室里厚重的水蒸气使得没有人看清这个闯入者的脸孔。华新花了一定的时间才明白自己惹下大祸，衣冠不整地从浴室里狂奔出来，正好和我迎面撞上。我问他出了什么事，然后在一分钟里做了一个影响我和他的余生的决定。

安怀沉默片刻，隔着话筒，他的沉默显得意味深长，仿佛他并不在此刻当下，而是回到了那个冬日的黄昏，面对着少年华新惊惶失措的眼睛。我不知道他从回忆中拾取了怎样的心境，但我猜得到他当时的决定，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和安怀是同一种人。

这种人会为了某种可以称之为爱的情感，做一些在别人看来是愚不可及的傻事。

果然，安怀继续说道，我顶下了华新的罪名。那是在十多年前，又是在一个以学风严谨著称的学校，这样的过失显然无法得到原谅。我被劝退，在家休学一年后，我考上了夜大学的会计专业。但那已经离我父母当初为我设想的道路相去甚远。

可我丝毫不觉遗憾。因为这次意外，我得以成为华新唯一的也是最好的朋友。他紧闭的世界之门向我敞开，我倾听了他埋藏多年的孤独，分享了他所有的快乐与伤悲。他早年丧母，父亲严厉得近乎苛责，作为儿子的华新，虽然掌握了所有的绘画技法却依然得不到父亲的半句首肯，这对他是最大的折磨。他拼命努想做一个在所有意义上都出色的人。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他不能也不敢让自己蒙受退学的损失。我被劝退的告示在学校里张贴出来之后，他曾注视着我的眼睛说，安怀，我谢你一辈子。

那目光我永远不会忘记。就为了那个眼神，为那句话，这一切都已足够值得。

高三毕业，华新被保送进了C大。我很高兴我们就读的仍然是是同一所大学，虽然我读的只是C大的夜校。我那时靠父亲的关系，在一家公司做些零碎的助理工作。我并不经常能见到华新，但每次见面，我们都有说不完的话。华新只有在我面前，才会卸掉所有的冷漠和距离感，显出他真正的模样。他是独一无二的，伤感，脆弱，满怀憧憬又容易绝望，一点很小的事情都可以让他激昂起来，而另一些琐碎的理由又会导致他的消沉苦闷。

然后，大二的时候，他在一次画展上遇到了黛瑶。安怀用突然变得生涩的声音说，他们很快就成了那一年C大最醒目的一对，艺术系的才子和日语系的校花。

我为安怀语气里毫不掩饰的醋意而微笑起来。呵那该是多么陈旧的往事，差不多是十年以前。一个男人竟然会为了这么久远的过去而动容，尽管，我记得在黛瑶面前，他总是安静从容又体贴，一如Xiong-Di，或者家人。

我倒不知道你对黛瑶有这么大的意见。我忍不住说。

安怀在话筒那端苦笑一声。应该是苦笑没错。

我从来都没有讨厌过她，他说，事实上，我对她只有怜惜。

☆、十八、往事II

月亮潮汐十八、往事II

黛瑶好像并不幸福，你不觉得吗？我问安怀。

嗯，你很聪明，当然看得出来。安怀说，从他们这次回国以来，我就没见到黛瑶真的笑过一次。大学的时候，她笑起来是那么漂亮。我还记得大二的圣诞舞会，那时她刚和华新在一起没多久，华新穿了一件白色毛衣，黛瑶裹着英国风格的墨绿色长裙，两个人都如同被雨水洗过的树木一样闪亮动人。

我在安怀短暂停顿的瞬间里想象了一下那幅场景，二十出头的华新和黛瑶置身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大学圣诞舞会上炫动全场，在我的脑海里，这多少有点像一个缺乏实感的电影片断。那一年我应该是在读高一，带着某种青春期的神思恍惚，上课时几乎都不听讲，用铅笔在白纸上飞快地勾勒逐渐模糊于记忆中的母亲的脸。我试图就那时的柯在哪里做什么思虑片刻，由于缺乏推断的基础，终于无从得出结论。想得起来的唯有柯当时大概是十三岁。

这些琐碎的念头让我未能专心沉浸于安怀的讲述，只听得他在话筒那一端说着三个人大学时代的往事。我听了个七零八落，但只凭感觉也能推想那曾是怎样的岁月。对于安怀而言，目睹华新和黛瑶出双入对固然是一种煎熬，而能够看到一点点摆脱阴郁和苦闷的华新，同时又是难得的幸福。聪明剔透如黛瑶，不会看不出安怀的种种念头，然而她仿佛一无所知，待他如同最好的朋友。他们时常三个人一起去近郊的水乡游玩，华新的性格里激烈的部分这时已经磨去大半，安怀和黛瑶又总是对他诸多迁就，所以三个人之间相当默契，从未有过任何不快。

然而命运总是弄人，安怀说，华新的父亲在他毕业前半年去世，留下一身债务。

华致远虽然是国内一流的油画家，但卖画所得在当时还十分有限，加上他又个性孤僻，认为画院的工作无非就是画画的公务员云云，几次三番推却了好友们的介绍和推荐。华新读高中时父亲在华山美校任着代课教师的职务，拿一份远比同僚们低的薪水，几乎就在华新考上大学的同时，华老爷子得罪了学校的教导主任，最终被扫地出门。从此他每天在家除了画画就是喝酒，喝醉了往往将华新痛殴一顿。华新遇到黛瑶之后，很快和黛瑶开始了同居生涯。黛瑶父母离异，其中之一去了美国，另一个也不在上海，黛瑶从初中时起借住姑母家，虽然有两地寄来的优厚生活费，但毕竟是寄人篱下。所以她一考上大学，就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独自居住。

从某种意义上说，华新和黛瑶，都是远离人群的人。他们孤单地长大，缺乏家庭温暖，也没有朋友。

所以对于他们，我是唯一一个进入他们生活的人。我出生在普通的家庭，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中医，家境算是殷实，从小受到不算特别严厉也绝非宠溺的教育，平平常常地长大。成绩算是中上等，没有特别的兴趣和特长。就连夜大学的专业也是根据父母的期望而选择的。如果不是遇到华新，我想我会持续一份寻常不过的生活，读书，工作，娶妻生子。如果我不曾遇到他。

听着安怀沉静的声音，我在心里无声地反驳说，其实并不是这样。每个人的性格里都孕育着不安的因子。你或者我，都是如此。如果没有遇到华新，你还会遇到其他人。就好像蛰伏的火种，会在某个达到燃点的瞬间爆裂开来，无可阻挡。有人将这种避无可避的事件称之为命运。

不管是否真的有所谓命中注定，这种燃烧的危险因子，这种对于特别之人的渴念，都千真万确地藏于我们的灵魂里。我从很早以前就感觉到了这一点。无人能从中逃脱。我的母亲曾试图做到这一点，然而至死她也摆脱不了她的内心。

这些念头飞快地在我脑海中闪过，然而我并没有开口说话。我只是静静地握着话筒，等安怀继续他的述说。因为我知道，他现在需要的只是倾听。我想他从来没有和人提起过这段错综复杂的往事，而只是作为一个好友存在于安怀和黛瑶色泽鲜明的生活里，如同透明的不可或缺的空气。

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敬佩安怀。